CSSCI被批，它冤不冤

　　光明網(wǎng)評論員：日前，兩份知名高校學報的聲明刷爆知識分子的朋友圈。先是《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發(fā)表聲明，承認自己已經(jīng)被擠出CSSCI來源期刊的事實，表示今后將調(diào)整稿件學科來源，以爭取更多的引文量和更高的影響因子，并理解和同意介意期刊級別作者的退稿要求。然后緊接著《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孫周興教授在自己博客中發(fā)表文章稱，得知被踢出新版CSSCI來源期刊目錄，深感痛心和羞愧，以后擬痛定思痛，以市場為中心，以影響因子的提升為本刊辦刊目標，不惜用要求作者自行安排引用事宜、與兄弟刊物合作提高引用率、預留部分版面收版面費等一切方法，使得兩年后重歸“核心刊物”陣營。

　　如果說《武漢大學學報》聲明所言“目前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體制對于人文科學是嚴重不公平的，但我們又無法擺脫這種體制，這既是我們辦刊人的悲哀，也是中國學術界的悲哀”是對CSSCI抗議的怨念悲情版的話，《同濟大學學報》主編的個人聲明，則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搞笑反諷版本。無論是悲情版，還是反諷版，所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所談的都是學界被影響因子所綁架這一老話題。不同的是，《武漢大學學報》聲明謙謙君子般地點出了學科差異的關鍵，而孫主編則用搞笑的話語道出了影響因子造假的實情，揭下了CSSCI荒唐的遮羞褲。

　　影響因子是個結(jié)結(jié)實實的舶來品。最早出現(xiàn)在美國等判例法國家中，一些出版商為了援引案例更方便，于是為判例建立索引，表明其引用和更新的情況，以便人們可以快速了解一個判例是否仍然適宜援引。這種思維后被應用到圖書館服務中，在經(jīng)費有限的情況下，引文情況作為一個標準，依此購買那些較有影響的期刊雜志以供讀者閱讀。

　　后來美國一家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的公司也借助這套思維和方法，建立了科學引文索引，即后來大名鼎鼎的SCI，這套以引文為標準的理念和體系，在該機構(gòu)的大力推動下，成功地占據(jù)了學術評價的主流。而在中國，1998年，教育部也委托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fā)研制引文數(shù)據(jù)庫，用來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這就是CSSCI。由于受到教育部的認可和支持，這個數(shù)據(jù)庫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最權威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機制，甚至于在坊間被戲稱為“中國學術GDP指數(shù)”。

　　只要稍稍了解其來歷，就知道其實SCI和CSSCI并沒有那么神秘和無懈可擊；而稍稍了解學術的內(nèi)涵，就應該知道學術評價還應該考慮過程的難易程度、領域的冷熱程度、創(chuàng)新的大小程度等多方面。當用單一的引文標準來衡量刊物，再籠統(tǒng)地用刊物來衡量文章，然后單純地以文章數(shù)量來衡量學者的水平，那這樣一個所謂量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無疑是架在學者身上的枷鎖，長在學界身上的腫瘤。

　　這一次《武漢大學學報》和《同濟大學學報》被踢出后，公開發(fā)表聲明，抨擊CSSCI和相關制度，可以說是多年來學界對于學術評價體系不公正不合理的一次集體爆發(fā)。但CSSCI作為一個技術性的引文數(shù)據(jù)庫，背起學術評價體系不公的黑鍋，確實有點冤。因為在目前行政力量凌駕學術力量之上的普遍狀況下，對于學術成果的選拔考核，行政力量考慮的只是分出個三六九等來。但是如何評價區(qū)分，通常行政力量首先考慮的不是科學合理，正確反映學術內(nèi)涵，而是怎樣簡單易行，哪怕一刀切也無所謂。表現(xiàn)在結(jié)果上就是評價只考慮信度，效度無關緊要。這正是CSSCI被抬上神壇的重要原因，也是其被廣為詬病的原因。所以，要破解學術評價不公，問題主要不在CSSCI，而是要讓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學術評價這種事，還是交給同行評議，由才高德劭的學者來評定的好。

　　但就事論事，CSSCI這一次被批其實也不冤。盡管異化成為學術評價的絕對標準并非CSSCI的錯，但是至少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權限內(nèi)，應該盡量做到公正合理。也即是說，CSSCI已經(jīng)不單純是一個影響因子計算機器了，而是一個評價機制，CSSCI及其南大的評價機構(gòu)已經(jīng)在當前的評價體系中獲得利益，也就應該盡力維護其公正公平，找出有效的方法來抵制影響因子作假的行為，維護那些堅持不給影響因子摻水分的良心期刊的應有地位和利益。如果只是享受其利，而不遵從良知履行義務，那不就是尸位素餐，被批又何冤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