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社會的智能新媒介、移動連接與個人隱私

信息、技術、資本、物體、虛擬性與身體的移動特性將一個“社會性的社會”重構為“流動性的社會”①，促使現(xiàn)代世界從地方空間轉向流動空間。流動性(mobility)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理性、平等和全球性”一起被視為現(xiàn)代性的一般原則②，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特征。

早在20世紀70年代，面對社會流動性日益加劇，汽車與鐵路等交通媒介的擴張及廣播電視的興盛，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經典的“流動的藏私”概念，探究人的“流動性”與“私密性”持續(xù)擴張的現(xiàn)象。如今，隨著數(shù)字通信技術和移動互聯(lián)網的迅猛發(fā)展，“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的歷史性出現(xiàn)取代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的意義”，“權力的流動(flows of power)產生了流動的權力(power of flows)”，“人們生活在地點(Places)上，而權力通過流動(flows)來統(tǒng)治”③。這種“地方空間”向“流動空間”的演變，意味著傳統(tǒng)社會關系在網絡中的轉移和再造。④在這一演變過程中，“藏私”的空間也從傳統(tǒng)的物理空間向虛擬的流動空間轉變和融會。在一個以數(shù)字化和流動化為特征的信息空間中，信息和隱私的威脅持續(xù)地引發(fā)人們的關注。因此，如何審視“流動的藏私”的意義接續(xù)與重構，如何觀照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的“流動”與“藏私”的內在張力，是移動傳播研究和媒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流動性社會的新媒體空間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宣告“流動的現(xiàn)代性”到來的事實，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則強調了流動性在網絡社會具有支配性的作用。社會的流動、地理的流動、信息的流動及日常生活中的流動，不僅被新的媒介所呈現(xiàn)與建構，還改變了現(xiàn)存的傳播生態(tài)、媒介內容及媒介使用?！傲鲃印辈粌H包含空間的位移，還意味著社會結構網絡中的個人借助時空抽離機制，與“不在場”的人們進行互動，將“此在空間”嵌入遠距離“彼在空間”場景與社會關系之中。⑤進入流動性的現(xiàn)代社會，傳統(tǒng)的消解和生活的急劇變化解構了“本體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也必然導致信息接受者“存在性焦慮或憂慮”。⑥

新媒介在消解流動社會的焦慮或憂慮中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如果說“新媒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那么，對于新媒體與傳統(tǒng)媒體的區(qū)隔，必須回歸到歷史情境中去。1974年，伯明翰學派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一書中，將電視視為如日中天的新媒體，并針對人的“流動性”與“私密性”持續(xù)擴張，提出“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探究人和社會的需求、電視技術裝置形成的關系。⑦在社會轉型與流動性持續(xù)加速的進程中，琳·斯皮格爾(Lynn Spigel)也關注城郊的快速發(fā)展與電視在空間中的廣泛運用所產生的傳播議題。

與傳統(tǒng)社會學的研究取向不同，約翰·厄里(John Urry)將流動性視為現(xiàn)代性的核心，他將物質、想象、虛擬和移動等作為社會學研究的關鍵性維度，關注社會生活如何借助交通、影像、手機、互聯(lián)網媒介被組織并且被結構化。⑧戴維·莫利(David Morley)也沿著雷蒙德·威廉斯“流動的藏私”的闡釋路徑，從科技的層面論述科技家居化的歷史進程、當代科技對家庭經驗的“挪移”，以及家庭如何被媒介化(mediated)。⑨“流動性”(mobility)成為研究用戶感知與行為的重要維度。作為媒介的數(shù)字通信技術、流動的信息、人和機器交互的節(jié)點構筑了這一流動空間系統(tǒng)。新媒體不只是一種網絡終端或傳播工具，更是一種社會化的空間存在。

流動性研究涉及全球化、移民、旅游、交通、通信和媒體等諸多領域，而探尋“新的流動性范式”(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成為移動傳播、地理空間研究的重要學術路徑。這種“新的流動性范式”強調移動或流動過程所產生的“特殊經驗、社會實踐、差異性的經歷、多重社會關系的建立及其發(fā)生的動機、影響或意義”⑩。盡管新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具有歷史的相對性，但雷蒙德·威廉斯當年基于電視新媒體而提出的“流動的藏私”概念，對于探尋當下移動傳播“新的流動性范式”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隱匿與公開，流動與藏私，依然是研究移動互聯(lián)時代的媒介經驗、社交實踐與關系建構的重要內容。

二、“流動的藏私”：基于新媒介的社會流動與信息消費的家庭化

雷蒙德·威廉斯主張將傳播視作社會現(xiàn)實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考察“人與科技”的關系，從切身經驗出發(fā)提出了“流動的藏私”觀點?！傲鲃拥牟厮健?mobile privatization)這一概念由雷蒙德·威廉斯在1974年正式提出，對此后的文化研究和傳播研究產生深刻影響。

與麥克盧漢不同，雷蒙德·威廉斯主張從文化唯物主義角度來論述傳播和媒介，提出了“電視歷史觀”。他認為技術和社會需求促使新的媒介出現(xiàn)，電視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是“人的意愿”而非“科技”。雷蒙德·威廉斯從汽車、廣播、電視等不同媒介層面論述“流動的藏私”。1964年，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小說《第二代》中形成“流動藏私”的雛形。1974年，他在《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一書中以駕駛汽車的經驗引出這一概念。廣播電視等媒介使家庭這一私人領域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流動性。這種隱蔽又流動的生活形態(tài)也在人們收聽廣播與觀看電視的行為中體現(xiàn)出來。吉姆·麥克蓋根(Jim McGuigan)認為，“流動藏私”著重強調發(fā)達工業(yè)社會典型日常生活環(huán)境，即在家庭這一私人空間內，既可以待在原地，又可以在想象中認識世界。(11)

“流動的藏私”強調的是外部世界與家庭、流動與隱私之間的關系。肖恩·摩爾斯(Shaun Moores)試圖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基礎上，延展出一個基于電視文化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論述框架，以探究傳播中的顯著時空關系。(12)派迪·斯坎內爾(Paddy Scannell)指出，私人生活已被廣播電視“再社會化”了(Paddy Scannell，1989)。懷斯(Wise)對“流動的藏私”現(xiàn)象進行了不同闡釋，認為技術的進步使“移動的私人化”更有魅力。(13)與傳統(tǒng)電視不同，移動互聯(lián)網塑造了新的社會交往形態(tài)，創(chuàng)造了新的人與媒介的連接形式。一方面，信息和社會的流動性進一步加??；另一方面，新媒體空間極大地消解了公共和私密的界限，再造了流動社會的“藏私”空間。媒介技術發(fā)展推動移動傳播“新的流動性范式”產生，戴維·莫利、丹·席勒等學者對“流動的藏私”概念進行了再闡釋。

三、媒介變遷與“移動的私人化”

雷蒙德·威廉斯站在文化唯物主義的立場，針對汽車、廣播、電視等媒介現(xiàn)象提出“流動的藏私”。然而，電視直播、互聯(lián)網及互動媒介的出現(xiàn)重構了雷蒙德·威廉斯時期“流動的藏私”意涵。移動媒體時代的到來，使得后來研究者傾向于將“mobile privatization”譯為“移動的私人化”。

20世紀下半葉，私人生活發(fā)生重大變革。汽車、廣播、電視、收音機、隨身聽等不同歷史階段的新媒介，通過直接交往與媒介交往的疊加，不斷地重構私人空間并將其個人時刻置于此處或別處、獨處或與他人相聯(lián)系的公共空間之中。與歐洲早期劇院包廂中私人空間嵌入公共空間的“談論著聽”不同，有聲電影是一種“安靜地聽”模式，體現(xiàn)了對演出參與的消失。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家庭收聽廣播電視成為傳統(tǒng)的一部分，“看電視的地方和時間構筑每日的家庭生活”(14)。無線電廣播導致了“家”的重新發(fā)現(xiàn)。觀看電視使觀眾在家庭中找到了邊談邊聽邊看和集體形式的習慣的可能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便攜式晶體管收音機使得無線電不僅變成可移動的，也變成了個人的。它不僅使個人獲得了自由，而且使家庭陷入分裂和擴散。(15)作為一種新的信息交往媒介，便攜式晶體管收音機在提供了娛樂和信息的同時，也賦予了新媒體傳播的“伴侶性”和“移動化”特質，補償了既往傳播媒介的不足，體現(xiàn)了一種人性化的發(fā)展趨勢。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晶體管收音機和密紋唱片促進了搖擺舞出現(xiàn)。這種新的聽覺媒介和音樂形式，使得家庭沒有消失但是卻被深刻地改造，成為個人交往的并列場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出現(xiàn)的隨身聽，成為一個“人造器官”，改變了人與音樂的關系。音樂的設備不再只是一個提供收聽的環(huán)境，還使身體和音樂建立一種新的連接。(16)

1.數(shù)字新媒介的“家居化”及家庭經驗的“挪移”

戴維·莫利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要重新定義雷蒙德·威廉斯“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因為科技手段使“在家旅行”的形式變得更有想象力。影像媒介在抽象地、線性地聯(lián)結遠方場所的同時，復制了一個豐富逼真的空間。(17)戴維·莫利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出發(fā)，認為媒介能夠建構新的空間感，重置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疆界。媒介技術展現(xiàn)出一種“家居化”趨勢，使人們的家庭感受產生了“挪移”，進入一種充滿私人選擇的場域中。

從傳播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媒介融入日常生活常常要經歷一個“家居化”(domestication)的過程，即用戶在日常生活中控制媒介并借此表達身份。(18)媒介使用經歷了一個“家居化”的進程，逐漸融入到人們日常生活中，從而產生獨特的社會功能。新媒介技術也已經成為現(xiàn)代家庭生活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呈現(xiàn)出“家居化”“自然化”的特征，“技術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無所不在”。(19)新媒介技術的革新總是與過去人們熟悉的形象、符號、模式相關聯(lián)，建構在傳統(tǒng)的家庭景觀之上，以一種人們容易接受的方式進入家庭生活。

新媒介技術以自然的方式鑲嵌到家庭生活中，重構了家作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私人領域意義并使傳統(tǒng)家庭經驗發(fā)生“挪移”(dislocation)。(20)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借鑒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臺”與“后臺”的論述，重新審視電子媒介環(huán)境下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認為傳播媒體的交互性與便攜性“更多地將個人的私下領地投進了公共場所”(21)。英國社會學家約翰·B.湯普森(Thompson，2011)認為，新媒介技術重構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邊界，兩者日漸脫離實體空間的羈絆，其邊界不僅變得日益模糊，而且是泄漏的和可爭議的，處在不斷的協(xié)商和沖突之中。(22)當一個人在自己的臥室用手機等移動設備直播或上網時，雖然他/她仍處于私人領域，但同時也參與了公共空間內的信息傳播活動。新媒介技術重構了家庭空間，同時也延伸了家庭空間，使不在同一空間的成員也能共同參與家庭決策，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也變得日益模糊。

雷蒙德·威廉斯關于“流動的藏私”的論述，反映了特定政治、經濟、文化語境下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方式。廣播電視進入人們的家庭，培養(yǎng)了家庭集體觀看的習慣，是一種“家庭劇院”的模式，同時也把大眾對影像的消費限制在家庭空間內。人們在家庭中通過觀看電視影像想象一種全球性的流動體驗。同時，電視使得外部世界“侵入”家庭，從而加速家庭及其成員與整個世界的“均質化”過程。(23)20世紀60年代，隨著便攜式電視機的發(fā)明與推廣，“家庭劇院”模式被“移動家庭所代替”，更好地適應了“移動中的人們”的需求。強調智能家居模式的“數(shù)字化家庭”，借助新媒介技術以“自然”的狀態(tài)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僅電視，多終端的移動新媒介更是深深地嵌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之中，以一種家居媒介或伴侶媒介的方式自然地存在并進行補償性的、人性化的演進。在新媒介技術的作用下，傳統(tǒng)的家庭經驗被挪移了。

2.無線通信與“流動的藏私”的新面孔

與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論述不同，同戴維·莫利、羅杰·西爾弗斯通的電視人類學論述也迥異，丹·席勒(Dan Schiller)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維度審視移動通信和互聯(lián)網的全球化發(fā)展，認為社會關系的歷史變化構成了特殊技術力量形成或衰落的場所。席勒在其著作《信息拜物教：批判與解構》中，重新審視人與人、人與外部世界、公共空間與私密空間的聯(lián)結，再一次肯定了“流動的藏私”的概念及其當下意義。

由于資本的擴張和人性內部缺乏對“永久聯(lián)系”(perpetual contact)的偏好，全球出現(xiàn)一種對無線熱衷的趨勢，無線手機的數(shù)量在15年之內就超過了有線電話。早在40年前，雷蒙德·威廉斯就指出多種形式的持續(xù)連接的需要，標志著進入“流動的藏私”的新階段。(24)這一進程不僅包括人們離開小規(guī)模生產和居住地的流動趨勢，還包括逐漸興起的家庭所在地遠離工作地和政府的趨勢。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汽車、購物中心、大量的停車場，以及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新媒介連接技術，造成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擴展。丹·席勒沿著雷蒙德·威廉斯“廣播電視將家庭與新聞娛樂聯(lián)系在一起”的研究路徑，更加關注人們對無線連接和移動連接偏好、流動性與私密性張力的持續(xù)擴展，認為“無線現(xiàn)象構成了這種扎根很深的歷史趨勢的扭曲的延伸”(25)。有線電話圍繞可與周圍社區(qū)保持“連通”的私人住宅而建，并改變人們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動的禮儀規(guī)則。

以手機為代表的無線連接在滿足移動需求的同時，重塑了個人和家庭、工作與休閑的關系。手機使老板更容易找到員工，也讓員工在工作日中更好地利用閑暇時間服務于個人目的。丹·席勒認為，以無線技術為基礎的“流動的藏私”發(fā)展揭示了“變化中的社會經驗和工薪勞動”，即“工資關系以復雜的、矛盾性的方式參與到‘永久聯(lián)系’的社會范式之中”，“手機在增加我們自由情感的同時，也讓自由受到越來越多的侵犯和限制”(26)。移動技術的發(fā)展，汽車與電話的結合，工作和消費的多樣化，合力將工作擴展到以往的非工作時間。

對無線連接的全球關注，旨在“通過對總是想逃脫控制的社會施加某種程度的人類控制，從而使非理性的東西理性化”(27)。進入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大數(shù)據(jù)和社會化計算成為商業(yè)營銷的重要手段。對于人和物的位置追蹤與情境描摹，數(shù)據(jù)挖掘和需求匹配，使“移動連接”與“極權資本主義”相聯(lián)系。(28)隨著“我們正在從關于如何操作的數(shù)據(jù)流轉向可以不斷再現(xiàn)的數(shù)據(jù)流”技術實現(xiàn)，無線搜索與調查的范圍逐漸從工作場所擴展到整個社會范圍和人口領域。無線連接并未將人導向一個“隨心所欲和個人自由的時代”，相反，“它作為仍然會造成社會分化的控制與不平等的歷史延伸而走進我們”(29)。在丹·席勒看來，通信技術和移動互聯(lián)網發(fā)展所提供的“無線連接”現(xiàn)象使“流動的藏私”這一歷史傳統(tǒng)發(fā)生了改變。(30)

丹·席勒在變動中的移動產業(yè)中揭示了信息資本主義的統(tǒng)攬性邏輯，但他對于“無線連接”所造就的“新的流動范式”，以及“流動的藏私”的新階段并未做出更為全面的論述。“新的流動范式”，需要針對移動傳播帶來的特殊經驗、社會實踐、差異性的經歷及多重社會關系的建立保持足夠的關注，需要在社會流動、新媒介技術、受眾體驗和認知、勞資關系、家庭與社會結構的復雜勾連中去探究“無線連接”發(fā)生的動機、影響或意義。

四、“私人化的移動”：手機對“私人場域”的建構

雷蒙德·威廉斯時期，人們的藏私行為主要是在家這個固定的領域之內。媒介技術發(fā)展加快社會移動性并帶來新的時空體驗——“時空壓縮”，個人化接收和便攜式設備成為信息交往的特征。基于現(xiàn)代通信技術和互聯(lián)網應用的移動傳播，“構成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一種長期變革的成熟點”(31)。手機等移動新媒體不僅是接觸外部世界的窗戶，更是一種便捷的移動方式，它們逐漸逃離家庭領域，在公共領域中構建私人空間，允許人們將私人生活帶到戶外，(32)“移動的私人化”(mobile privatization)逐漸向“私人化的移動”(privatized mobility)轉化。

手機能夠在公共空間中建構“私人場域”，并設置區(qū)隔屏障，具有一定的游戲規(guī)則?！八饺藞鲇颉本哂懈叨鹊淖灾鳈嗪退矫苄裕辉试S他人隨意侵犯，對外界保有一定的區(qū)隔屏障。布爾迪厄(Bourdieu)認為，場域的界限位于場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33)不論是身處鬧市還是在家庭空間中，只要戴上耳機或者埋頭聊天，就可以將周遭的事物排除在外，營造一個適合自己“棲居”的空間。手機自身的媒介屬性重新建構了空間感，使人們身體與精神所處的空間可以分離開來。MP3、IPad、手機等移動新媒介，更加便攜、小巧，具有個性化、互動化、私密性的特點，本質上是一種“唯我”的科技。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認為手機的出現(xiàn)使人們更容易接受在公共場所進行私人性交談的行為。(34)移動私人化媒介往往與反思、孤獨、冥想、懷舊、感傷等情緒相關，這些情緒能讓人們短暫的從紛繁復雜的日常生活中抽身退離出來。人們通過手機在這個以“流動”(flow)和“去疆域性”(deterritorialisation)為特點的時代，保持自身的安全感。

手機等移動媒介作為一種傳播工具重塑了時間與空間，其所具有的移動性、互動性、智能性等特質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觀協(xié)調作用使人們從固定的時空關系中解放出來，通過傳播的流動不斷重建時空構架。(35)史蒂芬·格魯寧(Stephen Groening)認為，現(xiàn)代通信工具改變了游離于家庭和工作場所之間單一的行為方式，比如在途中用智能手機觀看電視節(jié)目，通過連接到外部世界，人們的身體與精神空間都在移動并發(fā)生分離。(36)手機等移動新媒體是對“家”這個概念的一種錯位，“即使身處家中，人們也可以通過手機，超越或跳脫家庭時空與權力結構的約束和限制，在虛擬時空中呼朋引伴”(37)。它所具有的視頻、聊天、通話等功能，會使遠離他鄉(xiāng)的人們產生一種身處在家的錯覺。同時，手機也使公共空間家居化，成為了隨身攜帶的私人空間。它加強并且呼應了一種持續(xù)移動感，使人們獲得一種“移動”的家庭感受。在新媒體時代，“移動的私人化”更確切地應被表述為“私人化的移動”。

五、藏而不私：智能時代移動新媒體的可見性及其風險

雷蒙德·威廉斯所處的是一個電視媒體時代，人們在“流動的藏私”過程中既能夠“流動”，又可以“藏有”個人財貨，私人領域相對封閉，具有高度私密性。傳統(tǒng)媒介被認為是“公共注意力的權威管理者”，它通過“操演”(performance)和“展現(xiàn)”(monstration)來“管理他人的可見性”(38)。新媒體技術打破了傳統(tǒng)媒體對可見性的壟斷地位，個體能夠生產可見性，同時也能夠控制、組織他人的可見性。定位系統(tǒng)、移動設備、傳感器、云計算、人臉識別等智能技術的應用，將流動性與個人隱私嵌入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媒介“場景”之中。“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和“生成對抗網絡模型”(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model)賦予機器自我學習能力，但機器行為往往是不公開、不可理解且不受人類審查的。人工智能時代的數(shù)據(jù)挖掘、數(shù)據(jù)聚合與機器算法，更為隱秘和精準地導向隱私信息。技術和數(shù)據(jù)是客觀中立的，但隱私卻是主觀且包含道德價值的。于是，智能時代的信息隱私相較于物理隱私更引發(fā)研究者的關注。在移動新媒體的語境下，“流動的藏私”變成“藏而不私”，隱私面臨著被泄露的風險。

隨著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在網絡社會中出現(xiàn)了一種將“隱私公開化”的趨勢。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網絡數(shù)據(jù)已經成為公眾活動的符號表征。移動通信和帶有位置服務的社交網絡所產生的數(shù)據(jù)，為連續(xù)觀測基于地理位置、人口屬性、社交網絡、興趣屬性、移動路徑、到達頻率、消費習慣、意見表達等信息的行為提供了可能?；诘乩砦恢玫姆?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和社會化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展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信息傳播場景：一是從場景中個體行動表現(xiàn)可以預見群體的選擇性反應行為的發(fā)生及其原因；二是個體在社交網絡上的記錄、分享和擴散行為，體現(xiàn)了社會個體行動者的信息表現(xiàn)權力和推動力(39)。伴隨著新媒介出現(xiàn)，流動、地點和媒介的關系發(fā)生改變。物理流動和虛擬流動交織成新的流動性，同時出現(xiàn)了始于信息和其他領域連接構造的新的地點(place)形式。新的移動技術，尤其是“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創(chuàng)造了新的“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控制、監(jiān)視、追蹤)，物理和信息流動產生交融。(40)智能手機的運動類APP是對“流動的藏私”現(xiàn)象進一步的延伸，互動化、可定制技術為監(jiān)控和交流提供了新方式，并將健康和健身商品化。(41)此外，商家還利用用戶瀏覽網站、購買商品、社交網站等記錄來進行“精準營銷”。用戶的“過度分享”行為將原本私密的個人空間變得公開化、可視化，成為資本、消費可以把握的生產資料。

空間的流動化生產是移動新媒體時代最普遍的生產實踐。相較于雷蒙德·威廉斯時期的空間流動性，新媒體時代空間流動化變得更加難以控制、難以規(guī)訓。?？赂鶕?jù)全景監(jiān)獄模型所設想的“少數(shù)人觀看多數(shù)人”的社會形態(tài)不復存在。新媒介技術使人們進入一個“多數(shù)人看多數(shù)人”的“共視社會”或“對視社會”，你在窺視他人的同時也被他人窺視。(42)終端的隔離，網絡社會的工作和休閑的原子化，憑借信息技術對信息生產、發(fā)布和互動進行的監(jiān)視活動，以及依托大數(shù)據(jù)挖掘技術的用戶畫像，將奧威爾所預言的“監(jiān)控社會”變?yōu)楝F(xiàn)實。(43)“社會從原先單向透明的權力國家過渡到全景透明的網絡社會”(44)，互聯(lián)網時代的社會空間規(guī)訓呈現(xiàn)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監(jiān)視狀態(tài)和生產景觀。

移動新媒體時代的隱私保護與雷蒙德·威廉斯時期的“藏私”想象相差甚遠。信息時代的“藏私”概念已經擴展延伸到涵蓋和強調個人控制或限制他人訪問自己信息的能力。在計算機化的社會中，擔憂隱私是正當?shù)那液苡懈鶕?jù)的。詹姆斯·摩爾(James H.Moor)認為，“建立使公民能夠無憂無慮、理性安排其生活的隱私區(qū)域是十分必要的?！?45)毫無疑問，社交新媒體的發(fā)展使得隱私邊界越來越開放了，這也意味著公民隱私被泄露的風險日益加大。但是，目前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套系統(tǒng)的保護公民隱私權的法律體系。正如梵迪克所說，“隱私法律保護中最重要的一個弱點在于它總是落后于技術的發(fā)展”(46)。因此，互聯(lián)網上的個人信息、消費者隱私和工作場所的隱私保護，都是一個亟待規(guī)制的緊迫議題。

技術自由也意味著技術控制，傳播與監(jiān)視歷來如影相隨。(47)戴維·萊昂(David Lyon)將“監(jiān)視”定義為一種慣例行為，即“主要關注的是個人生活細節(jié)，這一活動由組織實施，其目的是為了影響、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48)。這種監(jiān)視是持續(xù)性的、無處不在的，其結果可能是“社會關懷”，也可能是“社會控制”。媒介技術嵌入到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對人們的生活兼具解放與控制的特性。新媒介技術既解放了人的身體，給日常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也日益成為流動身體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對人起著控制和監(jiān)視作用。媒介技術的推陳出新讓很多人陷入技術“迷思”，正如卡斯特爾所說的“因特網給我們帶來了對自由的狂熱，以至于我們忘記了重要場所中存在的持久的獨裁和監(jiān)督”(49)。

在鮑曼所言的“輕巧、流動的高級現(xiàn)代性”社會中，社會現(xiàn)代化的程度越高，我們越要具有反思性的批判，越要警惕新媒介技術所帶來的風險和后果。隨著人工智能、數(shù)據(jù)挖掘和社會化計算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數(shù)據(jù)和信息的獲取新方式不僅被視為一種技術創(chuàng)新，還應更多地從社會事實、倫理事實層面審視日常生活中的“流動藏私”的新機制、新邏輯，從而進一步反思智能時代的信息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