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框架：框架理論六十年的時間脈絡與空間想象

自1955年概念誕生至2015年本研究啟動，框架(frame)研究的歷史已有60年。迄今可考有關框架的最早論述系1955年Bateson的論文《一個關于游戲與幻想的理論》(下文簡稱《游戲》)，其中界定“框架”的概念為“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與主觀過程”[1]。后來的研究逐步衍生出“選取與強調(diào)問題的某些方面同時排除與淡化其他方面的策略”[2]、“人們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架構”[3]68、“通過不同語言或措辭來處理新獲取信息的已有認知結構”[4]等多樣定義，發(fā)展出“框架化(framing)”、“架構(framework)”[5]等相近概念①。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然而若以進入教科書文本作為正史分析標準，傳播學領域現(xiàn)有框架理論的敘事起點是1974年Goffman的《框架分析：經(jīng)驗組織論》[6]一書，而非Bateson《游戲》一文，如《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就只是詳述Bateson其人而未提及《游戲》其文[7]89-91。迄今為止，僅有臧國仁[3]27、潘忠黨[5]、劉蒙之[8]等少數(shù)框架理論史或Bateson的研究者肯定Bateson的原創(chuàng)貢獻。這意味著當前學界對框架理論研究史的普遍認同與實際歷程尚存二十年的時滯。

當前學界對框架概念的定義亦非六十年前之初衷，而是經(jīng)歷了從“泛框架論”[1]到“窄框架論”的縮限過程。“泛框架論”涵蓋自然框架、主體框架、社會框架等三種類型，分別指未經(jīng)人為活動影響的自然現(xiàn)象、將事件能指和符號所指以一定邏輯予以組合的個體主觀心理過程、社會組織對特定事件的解釋策略②[9]132-133?！罢蚣苷摗本窒抻诿浇槲谋颈粡娬{(diào)、被表述的顯明效果，相應的框架化策略有強調(diào)同一文本不同部分內(nèi)容的“強調(diào)框架”[2]、以不同方式表述相同文本信息的“同等框架”[4]等。

“窄框架論”不同的框架化策略背后是不同的研究范式。舉例而言，當年媒體報道中“小布什總統(tǒng)經(jīng)濟治理卓有成效”和“小布什總統(tǒng)個人信仰非常堅定”這兩句話，在“強調(diào)框架”論看來是兩個框架；在“同等框架”論看來卻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具有兩種不同屬性，而非兩個框架。這兩種策略一度互相批評對方為“破碎的范式”[2]和“災難性的混淆和通貨膨脹式的誤用”[10]。在Scheufele為代表的“同等框架”論者看來，真正意義上的框架策略是“不改變傳播文本，只是通過不同的語言或者措辭來表達原信息”，如墮胎政策中的“有選擇墮胎的權利”和“扼殺腹中的新生命”、稅制改革中的“死亡稅”和“遺產(chǎn)稅”、國家安全中的“槍支控制”和“槍支安全”均為同一事件的不同框架，即以有差異的修辭和語境為同一文本創(chuàng)造不同的認知結構[10]。

理論創(chuàng)新問題由此轉(zhuǎn)化成對歷史書寫的求解。我們好奇的是：何以進入框架理論研究史經(jīng)典譜系的不是原創(chuàng)者Bateson，而是后繼者Goffman?是什么導致前者的沉默和后者的異彩？廿年之隔的敘事斷裂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價值偏倚？厚此薄彼的主流話語里，遮蔽著何種意識形態(tài)目的？眾聲喧嘩的“窄框架論”范式之爭試圖建構怎樣的理論神話？“窄框架”能否代表原有“泛框架”之全部？若不能，如何定義那些“剩下”的不顯明框架和被遺忘的框架研究者——缺席者、失蹤者抑或沉默者？

尋找科學思想史上的“缺席者”尤其是“失蹤者”，是學術研究的經(jīng)典議題之一。劉海龍將思想的缺席分成從未出現(xiàn)過、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卻中途失蹤這兩種情況；將思想的失蹤歸因于時間上的早產(chǎn)早夭或空間上的水土不服，前者指出現(xiàn)時機太早、未受及時關注而導致漸漸消亡，后者指出現(xiàn)恰逢其時，受到及時關注，卻被明珠暗投到不適用的語境中詮釋，經(jīng)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衣錦夜行”后，其重要性被低估或甚至遺忘[11]。事實上，思想沒長腿腳，不會自己“失蹤”，只會經(jīng)由學者的研究發(fā)聲或沉默，故而將“失蹤”稱為“沉默”或許更為恰切。

綜上，本文之研究目的在于：(1)梳理框架理論自1955年Bateson《游戲》一文發(fā)表至今六十年間的創(chuàng)生、擴散、破裂、重組的跨學科之旅，厘清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定義與內(nèi)涵；(2)探索Bateson成為框架研究“沉默者”之謎，考察有哪些框架陷入沉默及為何沉默；(3)從中層理論及其應用性角度出發(fā)，反思主導大眾傳播研究多年的“媒體—文本”二元線性的框架效果模式，建構多維度立體化的新模式。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一手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

二、時間脈絡中的沉默者

作為可框限人類認知方向性的信息，框架現(xiàn)象古已有之。鐘蔚文等指出，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曾發(fā)表“悲劇的結構具有喚起情緒的效果”、“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事就是應用好隱喻”等言說，或是現(xiàn)今可考的有關框架現(xiàn)象的最早論述③；Hovland等所做的不同信息對態(tài)度的影響研究亦是廣義的框架效果[12]。而作為學術詞匯的frame，一開始兼有名詞和動詞的雙重詞性。后因有些學者采用framing(框架化)和framework(架構)指稱動態(tài)化的以話語方式展開的社會建構過程，frame遂歸類為相對靜態(tài)化的名詞④。

(一)元傳播：框架研究的史前史(1955-1973)

“框架即元傳播”是人類學家Bateson在《游戲》一文中所做的論斷，也是“框架”首次突破混沌的現(xiàn)象描述而被提煉成具有學理性的詞匯。這篇首發(fā)于《精神病學研究報告》學刊的論文為論證精神病治療理論的知識論基礎，探討了動物和人類通過相同物化記號進行不同目的交往的能力，最終結論是：游戲的參與者和觀察者都必須具有元傳播能力。

Bateson將傳播分為意義明確的直接傳播、意義含蓄的抽象傳播兩種類型，后者即元傳播。元傳播概念的發(fā)想源于Bateson在舊金山某動物園的偶然發(fā)現(xiàn)：兩只猴子看似打斗，然而它們表現(xiàn)出的行動和釋放出的信號卻顯示它們其實是在游戲。也就是說，作為信息交流過程，游戲的發(fā)生必須以游戲參與者能識別對方的游戲意圖為前提。當打斗行為不再是通常充滿敵意的身體攻擊，而是超越感官刺激記號的表面指代，參與者遵循一定的規(guī)則，進而采取相應的特殊行動，這就構成了元傳播。Bateson指出，元傳播的發(fā)生依賴于雙方的關系及其對隱喻信息的辨識和理解，每個元傳播單元都必須由三類元素組成：感官刺激的記號(打斗)，此記號的指代(敵意的攻擊或是友好的游戲)，聯(lián)結記號、指代以及相應行動的詮釋性規(guī)則和關鍵性信息(根據(jù)雙方關系和對方表現(xiàn)來判斷是敵意還是友好，是攻擊還是游戲，繼而展開下一步互動)。其中第三類元素就是框架。傳受個體之間共享的框架是元傳播發(fā)生的充要條件，因此說“框架即元傳播”并不為過。

圖1 Bateson“框架—元傳播”擬境模型⑤

我們可以通過還原“框架—元傳播”擬境模型(圖1)來加深理解。一只猴子向另一只持香蕉的猴子伸出手，這一舉動意味著搶奪、受施還是嬉戲，取決于傳受雙方的關系(這也是關系傳播的核心要義)。不同的關系導向不同的框架和行為。如果它們的關系足夠默契，就會達成共識，認同“伸手就代表索取或分享香蕉”這個詮釋性規(guī)則(即框架)，將伸手這個感官刺激記號和慷慨分享的指代聯(lián)系起來，自然而然地采取接過香蕉分享美味這個行動。身后的另一只旁觀的猴子被排除在心心相映的共享框架過程之外，但這并不意味著該旁觀猴的主體框架中沒有對當前情境的框架解讀。

模型中的矩形虛線代表作為名詞的框架，指共存于傳受雙方主體框架中的針對同系列元傳播行為的詮釋系統(tǒng)；雙向箭頭虛線代表作為動詞的框架化或架構過程，表示傳受雙方進行抽象傳播時線性的信息共享和意義流動；框架、框架化(或架構)過程及其發(fā)生情境(或脈絡)共同構成了一個元傳播單元。

框架和元傳播概念不僅適用于猴子之間，而且適用于海豚之間的傳播，后者是Bateson在新幾內(nèi)亞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發(fā)現(xiàn)。事實上，Bateson在大部分的學術生涯中都試圖“發(fā)展一種普遍的認識論，為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能力、組織和重組信息能力、對外傳播信息能力提供系統(tǒng)理論參照框架的綜合性說明”[13]，其中一種說明即為框架——成組的有意義的關鍵信息，即傳受雙方在元傳播行為中有關如何理解符號并指導行動的詮釋規(guī)則。

由框架、元傳播、關系傳播等概念建構而成的“泛框架論”包羅萬象，試圖通過定義個體間傳播關系的詮釋規(guī)則，充分呈現(xiàn)自然、動物和人類如何通過處理信息與臨時性空間發(fā)生互動的動態(tài)過程。為闡明處于混沌狀態(tài)的框架概念，Bateson還將“泛框架”類比成場景、相框、脈絡、格式塔等心理學概念，試圖在宏觀社會學和微觀社會學之間發(fā)展出統(tǒng)攝一切的大而全的理論體系。然而其晦澀難懂的表達風格卻令原本混沌寬泛的框架概念更為模棱兩可，也令人屢屢感嘆“Bateson那涉獵廣泛的心靈并非始終容易跟隨”[7]89-91。

(二)誰主沉浮？

若以frame或framing等關鍵詞首次出現(xiàn)在學術論著中為標準追溯廣義框架理論的發(fā)源，人類學家Bateson才是真正的提出者，社會學家Goffman只是將原本泛化的元傳播發(fā)生的自然界、動物界、人類社會等多樣化的“泛框架論”情境窄化聚焦到人類社會而已。問題在于，為何后者卻能成為公認的理論旗幟人物，而前者的理論創(chuàng)生者角色卻被集體遺忘而成為框架研究中的“沉默者”？

1.Bateson的跨學科旨趣

Rogers曾感嘆“任何跨學科的心靈都不可能忽略像傳播這樣基本的人類過程”[14]99，Bateson也不例外。Bateson將人類學的方法用于動物傳播研究，將人際傳播旨趣衍生至所有生物，將討論動物和人類交往能力的論文發(fā)表于精神病學期刊，這已遠遠超越一位人類學家的“本分”。知識興趣涵蓋“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精神病學、信息論、控制論、系統(tǒng)論、進化論、動物傳播以及人類傳播”[7]89等多元領域的Bateson，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學者。

跨學科身份導致Bateson在同時代的學術界頗顯異類，其首創(chuàng)的元傳播、關系傳播、生態(tài)傳播等社會學科概念自然也有意無意地被學界忽略。他“作為理智的流浪者，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領域來到另一個領域，從來不駐足在任何安全壁龕的保險地帶”[14]99。他在參與每個學科的同時也挑戰(zhàn)學科界限、刷新學科面貌，成為“諸多學科的貢獻者和背叛者”，這令他在20世紀中葉學術分野森嚴的現(xiàn)代學科制度中“難以為同行所容”，自然間接造成其學術思想“與所處時代的斷裂和隔膜”[8]。

跨學科旨趣決定了Bateson對框架理論的貢獻僅止于匆匆過客式的宏大概念創(chuàng)想。他對框架概念的論述甚至一開始就失之倉促而不夠系統(tǒng)。從論述深度和出版時機看來，Bateson的《游戲》一文僅15頁，關于框架的核心論述不超過2頁，直到被收入《邁向心智生態(tài)學之路》一書才為更多人知曉[15]。兩年后，《框架分析：經(jīng)驗組織論》一書出版，憑借專題專著和中層理論的論述深度而迅速擴散，Goffman在框架理論研究領域的影響力很快超過Bateson的首度發(fā)聲和再次發(fā)言。

2.Goffman的中層理論行動

作為提出frame概念的先驅(qū)者，Bateson是當之無愧的“原創(chuàng)思想者”，可惜他創(chuàng)生框架概念之后不再結合社會脈絡進行發(fā)展和擴散，研究興趣便轉(zhuǎn)向他處，未再結合現(xiàn)實需要繼續(xù)探索，自然也不會成為框架理論研究領域的“行動思想者”，后續(xù)的黯淡甚至沉默也便不足為奇。

好在有“行動思想者”們以中層理論的追求為指歸，結合社會脈絡和學科特色努力使模糊的框架概念超越淺表描述，如發(fā)展出“轉(zhuǎn)換、調(diào)音、定錨、爭奪”等應用性概念的社會學家Goffman[6]，以“前景理論”斬獲諾貝爾獎的經(jīng)濟學家Kahneman[16]，專注“啟動效應”的心理學者Herr[1]，分別在方法論層面提出“強調(diào)框架”[2]、“同等框架”[4]、“詮釋包裹”[18]、“框架清單”⑥的傳播學者Entman、Scheufele、Gamson、Tankard等，以及結合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的本土情境而發(fā)展出框架理論新論述的臧國仁等[3]。

至于Neuman[19]、Berger[20]、徐美苓[21]、周裕瓊[22]等“應用思想者”，由于只使用而不建構，對理論建設的貢獻相對較小。

綜上，按時間先后和原創(chuàng)程度，對框架研究的傳播學者進行“原創(chuàng)思想者”、“行動思想者”、“應用思想者”三層次排列(圖2)，第二層次的“行動思想者”由于對社會脈絡、學科發(fā)展、理論改進的多重貢獻而在價值排序中占據(jù)優(yōu)勢，主導了框架理論六十年的發(fā)展沉浮[20]。

圖2 框架研究的傳播學者：原創(chuàng)思想者、行動思想者、應用思想者三層次圖

3.Schramm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偏向

作為知識場域的傳播學科原本具有相當?shù)牟淮_定性，起初有芝加哥學派、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其他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思潮百花齊放，直到Schramm提出“學科神話的英雄系譜、概念系譜、經(jīng)典系譜”等中層理論來為“現(xiàn)實的研究者提供學科認同和社會身份”[23]38，傳播學才開始偏向效果研究。Schramm通過主編兩本經(jīng)典教材《現(xiàn)代社會的傳播》[24]、《大眾傳播》[25]基本確立了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和主流研究范式：經(jīng)驗的、定量的和注重效果的。

到1980年，效果為王的主導性學科思想在傳播學領域逐漸成熟，標志是《美國傳播研究的開端》[26]，其中對傳播學術共同體成員及主要人物的選擇“非常明顯地體現(xiàn)出Schramm的個人偏好”[27]203。其中一大變化是“傳播學的開創(chuàng)者從幾十人逐漸變成四大奠基人的說法，與此同時，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消失得無影無蹤”[27]203。盡管今天的傳播學領域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理論和方法論觀點，但傳播學“仍然是以關于傳播效果的定量研究為特色”[7]493。

效果為王的傳播史觀偏倚電視、廣播、報紙等主導單向傳播的大眾媒體，這對于傳播學科在20世紀中葉時代脈絡中的奠定是個精明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延續(xù)了戰(zhàn)時宣傳研究傳統(tǒng)，另一方面勾勒出面向未來的實用愿景。然而它以犧牲了未被采納的其他研究方向為代價，大眾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電話電報私人信件等雙向傳播媒介、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等同樣重要的研究問題未能得到足夠重視。

由此不難理解，在效果研究自1948年起就已占領統(tǒng)治地位的時間脈絡中，Bateson于七年之后提出的框架、元傳播、關系傳播、生態(tài)傳播等概念完全是在回答另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重要問題”[7]100，如此“不合時宜”的人際傳播理論被主流范式斷然拒絕甚至扼殺在萌芽狀態(tài)中也便不足為奇。

盡管與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Lewin(1890-1947)、Lasswell(1902-1980)、Lazarsfeld(1901-1976)、Hovland(1921-1961)一樣，Bateson(1904-1980)對傳播學的研究也只是偶爾駐足，但他另辟蹊徑之處在于他沒有局限于專業(yè)或方向，而是試圖以跨學科的視野將傳播作為統(tǒng)一范式去理解世界。Bateson首創(chuàng)的框架概念洋溢著包羅萬象的理想主義色彩：框架是一種分析工具，使人類得以分辨事物和行動背后的意義；框架是一個簡化過程，尋找事物共性并分類，忽略個別事物之間的差異；框架是一張“認知篩子”[28]，于層層疊疊的事實“篩顯”中重新發(fā)現(xiàn)和理解社會；框架還是一組心理學概念，以共享“傳者—受者”之間的默會之知使傳播得以可能。一言以蔽之，無框架，不傳播。

(三)中層理論：Goffman的創(chuàng)新與多學科擴散(1974- )

“泛框架論”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宏大概念而非中層理論，前者在操作化的便利性方面遠遠不如后者。所謂中層理論的功能是聯(lián)系起宏大理論和精確研究，所以它們必須是“一組從邏輯上被聯(lián)系起來的命題，每個命題都必須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概念變量之間的某種假設關系組成，能夠引申出經(jīng)驗的一致”[29]39。社會學家對現(xiàn)實的解釋以及心理學家對基模的建構，促成了泛框架論從跨學科視野向中層理論縮限，其中以Goffman的《框架分析》一書最廣為人知。

Goffman借用Bateson有關“心理情境(psychological context)”的說法，界定框架為“人們將社會真實轉(zhuǎn)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jù)”，“定位、感知、辨識和標簽化那些看似無窮多的具體事實”[8]10-11等。Goffman還延伸了現(xiàn)象學者Schutz的“多種現(xiàn)實理論(multiple realities)”[30]，通過一系列精致的術語進一步細化了框架概念：(1)所有真實的轉(zhuǎn)換或復制都不是真實本身，而是經(jīng)由重新調(diào)音(keying)即“定位、感知、辨識和標簽化”社會真實之后所表現(xiàn)的文本。(2)調(diào)音文本使同一社會議題產(chǎn)生不同音調(diào)(keys)。(3)這些音調(diào)與社會日常生活相關程度愈高，為他人所接受的“定錨(anchoring)”(又譯“固定”)[3]29程度就愈高。(4)多種定義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爭奪成為真相的唯一合理解釋，正是這種競爭常態(tài)使框架之間時而互斥、時而融合，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意義建構[8]5，47，79。經(jīng)由Goffman的細化和深化，框架從概念逐漸發(fā)展成理論，具有越來越強的解釋力和推廣價值，譬如其中的框架互斥或爭奪概念套用到本研究中或可指稱“沉默”與“顯明”的錯位。

圖3 框架理論的跨學科脈絡圖⑦

Goffman還曾定義框架為“通過符號轉(zhuǎn)換聯(lián)系個體認知與社會事件的心理基模”[6]10-11?；Ｊ莵碜孕睦韺W的概念，被后來學者認為與框架意義接近⑧[31-33]。事實上，基模作為個體習得的各種經(jīng)驗、概念等抽象認知架構，相當于“人腦的認知倉庫”[34]，與框架所指的針對特定事件的“成組的信息或有意義的行動”并非完全重疊，而是母子和總分關系。

框架概念被引入社會學之后，在大眾傳播、政治傳播、科學傳播、視覺傳播、新聞學、社會運動、風險、宗教等各個社會科學領域迅速擴散。其中，行為經(jīng)濟學、心理學、大眾傳播學等領域?qū)蚣芾碚摰念l繁運用推動了諸多“顯明的框架”的凸現(xiàn)，自然框架、人際傳播框架、組織傳播框架、文化框架等受關注較少的框架則相對“沉默”(圖3)。

行為經(jīng)濟學家判斷信息的框架將影響人們在經(jīng)濟活動中的選擇，他們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16，35-36]。前景理論的突出貢獻是打破長久以來主流經(jīng)濟學假設每個人做決定時都是理性的籠統(tǒng)認知，重新假設每個人基于初始狀況(參考點位置)的不同對風險會有不同的態(tài)度，加入人們對盈利與虧損、標的事件發(fā)生概率高低等條件的不對稱心理效用，對風險與報酬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成功解釋了許多看似不理性的現(xiàn)象。Kahneman因此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心理學家在框架理論基礎上延伸出“啟動效應(priming effect)”[17，37]，啟動效應指早前接受的刺激信息將影響到后續(xù)某個刺激信息的加工，譬如人們會隨著草圖越來越完整而預測出成圖的樣子。這種辨認經(jīng)驗也會加速他們對其他草圖的預判，倘若前后呈現(xiàn)的都是同一形式的視覺或聽覺信息，也會促成啟動效應的出現(xiàn)，因此啟動效應亦被稱為內(nèi)隱記憶。

行為經(jīng)濟學、心理學等學科對框架理論的知識貢獻，充分說明涉及人類行為的多方面和社會運動的多領域的框架理論“理應成為人類傳播的總體研究對象”[38]。然而，事實遠非如此。追蹤框架理論從社會學穿越到傳播學領域的跨學科之旅，會發(fā)現(xiàn)這基本是一部“效果為王”的偏頗之史。

(四)效果為王：媒體框架方法及華人理論本土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

框架理論進入傳播學領域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事。與“冷戰(zhàn)”以來美、英、蘇等大國對外宣傳頻繁的歷史情境緊密相關，媒體框架效果方法被廣泛運用于跨文化傳播和國際傳播研究中。在媒介社會學視閾中，媒介通過框架事件來建構真相，所以框架能通過影響受眾的認知基模而產(chǎn)生框架效果；媒介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框架方式呈現(xiàn)出不同形式要件與內(nèi)容，隨之出現(xiàn)不同版本的新聞報道。

框架效果本身的靜態(tài)、顯明的特性以及選擇、重組機制的應用價值[39]49-51，大大增強了研究的可行性。Tankard等⑨與Gamson等傳播學者正式采用框架理論解釋新聞價值，認為框架乃是“新聞內(nèi)容的中心思想”，或是“將現(xiàn)實事件的某一部分挑選出來，在溝通文本中進行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40-43]。另外，van Dijk的“批判論述”[44]、Gamson和Modigliani的“詮釋包裹”[41]、Tankard等的“框架清單”⑩[45]、Pan等的“論述結構”[31]、Entman的“選擇與強調(diào)框架”[2]、Scheufele的“同等框架”[4]等，均被廣泛接受。

據(jù)潘忠黨考證[5]，最早出現(xiàn)框架概念的中文傳播學文獻是鐘蔚文等的論文《新聞的框架效果》(11)，這結論只對了一半。最早文獻是此文無誤，但確切的首發(fā)時間應是1993年而非1995年。據(jù)臧國仁追憶，1993年他與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同事和研究伙伴鐘蔚文聯(lián)袂前往美國波士頓市，參加當年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AEJMC)年會，在聆聽臧氏業(yè)師Tankard教授現(xiàn)場宣讀有關框架研究的方法的報告后受到啟發(fā)，決定“結合華人傳播研究學術共同體的現(xiàn)實脈絡和集體關切”，開展“記者認知”研究[46]。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便是《新聞的框架效果》，初稿在“1993年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上宣讀，兩年后收錄于《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匯編》專書(12)。潘氏提到的專書論文與研討會論文其實是同一篇文獻。

針對我國臺灣地區(qū)新聞與公共關系的本土實踐，學者們分別從“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系統(tǒng)生態(tài)觀”(13)、“新聞文本中的時間概念與時間語匯”[47]、“框架概念與公共關系策略”[48-4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及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3]、“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智能”等不同面向[50]發(fā)展框架理論，并與西方對話。臧國仁等指出，“(新聞)框架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在了解新聞媒體為何選擇某個特殊內(nèi)容(值)，且選擇的比重為何”[50]7。至于新聞所描繪的情境與主要議題，“均需通過選擇、強調(diào)、排除與詳述等手法，才得以呈現(xiàn)”[3]27，具體分析步驟包括：“第一，將各新聞語句化約為‘微命題’；第二，通過類化、重組以及保留方式，將微命題歸納為‘巨命題’或‘巨巨命題’；第三，以‘巨巨命題’進一步分析其在新聞中的形式地位與比重”。鐘蔚文與臧國仁亦曾參考van Dijk的核心理論[44，51]，嘗試運用言說分析方法來討論新聞文本框架(14)[47，52]。

后來的華人學者對框架理論的詮釋與應用基本沒有超出臧氏的范疇(比如黃旦[53]231-232、潘忠黨[5]、陳陽[54]、陳紅梅[55]、徐美苓等[21，56]、李東曉[57-58]、劉海龍[59]232-234、周裕瓊[22]的研究)。

三、空間想象中的沉默者

繞開歷史意圖的因果倒置和歷史闡釋的目的論進而揭示歷史規(guī)律的重要方法是，“把歷史的時間壓縮在關鍵的斷點，并從空間的角度從各個不同方面對這一斷點進行全面分析……去仔細觀察知識主體與相應事件的表演”[27]18。鐘蔚文等也將空間列為與歷史同等重要的情境構成元素(15)。本文所指空間，既隱喻框架概念從最初的二維線性模式演進至三維立體包裹的拓展，又有對不同框架扎根的不同地區(qū)和社會情境的本土契合的考慮。

(一)多級框架的博弈：以節(jié)育議題為例

馬寅初的計劃生育人口思想(下文稱“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即為“泛框架論”中的主體框架之一種。據(jù)田雪原觀察[60]，馬寅初的第一篇人口論文《計算人口的數(shù)學》發(fā)表于1920年的《新青年》雜志，之后的三十多年再無任何人口學論著發(fā)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財政經(jīng)濟。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馬寅初回到家鄉(xiāng)實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帶回去的糖果越來越不夠新生孩童分發(fā)，開始憂慮人口劇增會拖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后腿，遂利用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身份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農(nóng)民、干部談人口問題。在1955年的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浙江組的會議上，馬寅初提交了第一份“計劃生育”提案。然而由于當時贊成者寥寥，連馬寅初本人都認為時機不對而主動撤回。這是“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第一次成為“沉默的框架”。

沉默的打破發(fā)生在1957年的最高國務會議和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馬寅初發(fā)表計劃生育提案并受好評。隨著1958年進入“大躍進”時代，“人多力量大、以人為本、人定勝天”的人口觀占上風，“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轉(zhuǎn)為黯淡，再度陷入長達二十年的沉默。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批復《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宣布“節(jié)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20世紀50年代末對馬寅初的批判是錯誤的”，沉默的“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才再度浮出水面。

究竟人口多少為宜？生育率下降是好是壞？“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的浮沉不僅證明上述兩個問題并無標準答案，而且反映出人口和生育議題經(jīng)不同主體參與、作用、建構而成為社會問題的過程，且應對社會問題的政策常與政府依據(jù)的理論或政治傾向有關。把“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放回到“泛框架論”脈絡中透視其峰回路轉(zhuǎn)的際遇，更深層次的框架與框架之間的競爭與流動開始浮出水面：1920-1949年間，尤其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人員傷亡與物資緊缺成正比，人口議題在當時情境中并不顯明，馬寅初才會擱置相對沉默的“節(jié)育框架”而轉(zhuǎn)向關注顯明的“財政經(jīng)濟框架”。1950-1956年間，受益于早年的專業(yè)訓練和研究興趣，馬寅初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人口劇增帶來的社會問題，“節(jié)育框架”亟須被聚焦，于是他通過走訪、座談等各種機會，想方設法地宣傳“節(jié)育框架”思想，直至1957年爭取到進入最高國務會議和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議程設置的契機。然而該契機只是曇花一現(xiàn)。由于次年倡導人多力量大的人口觀占據(jù)議程設置主導地位，馬寅初的“節(jié)育框架”再次陷入長達二十年的沉默。

在生育計劃的推行上，大眾媒體也一度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據(jù)徐美苓等觀察，自臺灣地區(qū)政府啟動倡導鼓勵生育計劃的2004年起三年間的臺灣社會中與低生育率相關的媒體報道后發(fā)現(xiàn)，新聞論述總體呈現(xiàn)“不平衡的多元”狀態(tài)，多將少子化現(xiàn)象框架化為導致教育、經(jīng)濟、家庭關系、性別甚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社會問題，刻意將問題框架和政策框架描述成“顯明的框架”，忽視為什么導致矛盾的原因框架和相關政策會導向什么的結果框架，導致民眾難以全方位評估少子化現(xiàn)象的根源，進而無法分析各種切身利弊得失[21]。

主題相關的“馬寅初節(jié)育框架”和“少子化媒體框架”多有不同。第一，發(fā)生時空不同：前者發(fā)生于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國大陸，后者發(fā)生于2004年初至2007年底的臺灣地區(qū)。第二，框架發(fā)起者不同，前者是由馬寅初發(fā)起的主體框架，后者是由媒體發(fā)起的社會框架之媒體效果框架。第三，框架形式不同，前者以新聞報道中的馬寅初節(jié)育觀和各大會議中的馬寅初節(jié)育提案為形式，后者以所有與低生育率相關的媒體文本為形式。第四，框架過程不同，前者是一個與領導意志和主流輿論此消彼長直至同流合一的動態(tài)博弈過程，后者則是一個以媒介呈現(xiàn)、媒介效果為準的靜態(tài)定格過程。第五，框架結果不同，前者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家政策、社會觀念產(chǎn)生影響，后者一般只對受眾產(chǎn)生影響。因此，將兩者分別界定為宏觀社會脈絡中的微觀主體框架、中觀傳播效果中的媒介效果框架或許更為確切。

上述宏觀的社會框架、中觀的效果框架和微觀的主體框架相互激活、擴散、補充，在不同情境中或顯明或沉默，共同構成多層級的框架場域，亦反映出框架生發(fā)情境之復雜、內(nèi)涵之豐富。一方面，當前傳播學研究“過程干預式、動態(tài)過程序、多元復合式”[61]的趨向，使原本青澀的時機有可能逐漸成熟，增加中途沉默的框架再浮現(xiàn)的概率。另一方面，可知框架內(nèi)涵已從最早的“‘元傳播’行為中為受者理解符號而提供的詮釋規(guī)則”演進到“社會共享的、有吸引力、抽象、具有強調(diào)性內(nèi)容的詮釋性‘包裹’(packages)或‘裝置’(instrument)”[62]，已由二維的線性信息共享轉(zhuǎn)向更立體化的意義空間。

(二)沉默的非媒介效果框架：畫地為牢，還是包羅萬象(16)？

在不同專業(yè)領域中，框架理論的發(fā)展理應并存總體化和專業(yè)化兩條路徑，但在效果為王的傳播學領域中顯然并非如此。有學者批評，框架理論在傳播學學科的發(fā)展歷史，也是“傳播學學科邊界桎梏的寫照之一”[38]。畫地為牢的學科行為會導致衰微，導致本應成為框架理論主力的傳播學淪為敬陪末座，失去與其他學科對話合作的契機。

首先，在研究領域的選擇上，非大眾傳播框架成為“沉默者”。在氣象部門的“氣象框架”、熟人之間相互提醒帶傘的“人際傳播框架”、組織機構廣播防雨的“組織傳播框架”以及大眾媒介天氣預報節(jié)目的“大眾傳播框架”中，只有后者能受到傳播學界的廣泛關注，其余三個相對冷落。因此，框架理論在傳播學中的運用并非滲透進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國傳播等人類傳播的全部領域，而是洋溢著典型的大眾傳播專業(yè)主義色彩。

其次，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非媒介效果框架同樣陷入沉默。著名框架理論研究學者Scheufele多次強調(diào)框架理論不可包羅萬象，而是要明確效果在框架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將框架理論限定為狹義的媒介效果理論，坦言關注結果多于過程[10]。黃旦也將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定位為特定語境即諸種關系之中的媒介生產(chǎn)[53]231-232。

最后，在研究路徑上，框架效果分析主要有批判論述[43，52]、“詮釋包裹”[41]、“框架清單”(17)、論述結構[30]等四個取向。上述取向多以量化的內(nèi)容分析法結合質(zhì)化的言說分析法，強調(diào)新聞文本中的框架以及各種框架在主流話語權之間的爭奪，多用于檢驗媒介框架效果是否存在，極少思辨框架效果為何產(chǎn)生；在“文本框架”、“受眾框架”、“記者框架”等各種子概念中較多傾向于檢驗靜態(tài)的新聞框架和文本框架是怎樣的，而對動態(tài)的受眾框架和記者框架較少涉及。

現(xiàn)狀的突破或可從方法論上尋求出口。與Bateson的元傳播模式的平面、線性、二維特征相比，“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41]更立體，詮釋力更強。經(jīng)由探討文本的系統(tǒng)性與結構性意義，“框架包裹”的意涵超越了傳統(tǒng)內(nèi)容分析的假設[30]，進而在方法論上對傳統(tǒng)傳播研究卓有貢獻。吳宜蓁認為，框架效果之于大眾傳播研究的目的，是從媒介文本分析中厘清媒體為受眾建構出何種圖像，以致影響其對某項新聞議題的認知態(tài)度，甚至影響民意的走向[63]46。

(三)沉默的文化框架：從實證主義方法到建構主義取徑

如前所述，“泛框架論”將框架視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傳播行為的總體研究對象，涉及生物行為的多方面和社會活動的多領域，涵蓋主體框架、文本框架、文化框架(18)等多重面向；“窄框架論”將視角局限于各個特定的專業(yè)領域。

就研究面向而言，傳播學者們多從以下面向研究被“定格”的靜態(tài)框架效果：持久性[39，43]、抽象性[64]、操縱性(19)[2][65]32、政治性和話語性[31，35，43，66-67]、文化性[42][68]24-26[69-73]等?；谏鲜鎏匦?，框架的定義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可為“社會共享的、有吸引力、抽象、具有強調(diào)性內(nèi)容的詮釋性包裹或裝置”[64]。

作為社會共享的詮釋性包裹，框架與主流文化價值觀緊密相關。早在框架理論創(chuàng)建之初，學者們就注意到文化對框架生產(chǎn)的影響[74]。Goffman稱框架為“文化的核心部分”[70]，Gitlin定義框架是“處理信息的持久而常規(guī)的方式”[39]，Gamson認為框架是“協(xié)商文化形成共享意義”的結果[42]，Entman界定“文化是框架運作的第四場域”[2]，李希光說框架“某種程度上是觀念、意識形態(tài)和知識的翻版”[75]，均說明了文化在更大程度上的作用(圖4)(20)。

盡管從來未能徹底脫離文化而只談傳者、文本和受者，也從未能將傳者、文本和受者與自身文化完全割裂，但與文化重要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化框架在研究史中長達二十多年的沉默。這是因為文化框架并非“明識”，而是“默知”，大多數(shù)記者無法意識到自己在接受框架發(fā)起者的議程框架，并調(diào)動記者自身大腦基模，有選擇性地與事件元素產(chǎn)生共鳴并生產(chǎn)新聞文本，進而影響受眾的基模，同時又影響記者自身的認知基模的整個過程，而且這一過程還能被學理化地命名為“框架”，在框架化新聞文本行為的背后還受到經(jīng)濟、政治、宗教、環(huán)境等各種文化元素的牽制。這種文化牽制之于新聞記者，均在專業(yè)規(guī)訓和職業(yè)實訓中潛移默化，以至于不少記者在進行框架化工作時，對自己被文化牽制的事實渾然不覺。作為認知框架和文本框架之間的一種脈絡性背景，文化的滲透發(fā)生得靜水流深，文化價值對框架效果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文化框架的存在如水和空氣之于生命一般自然而然。

圖4 文化框架論述的重要學者

由此可見，文化框架既來源于“超越個人經(jīng)驗之外的滲透于一般文化中的人類、組織和制度的互動”，又來源于“個人或組織根據(jù)目標有意識地建構公共話語的手段”[76]108。作為一種“遭到修正或新框架替代之前會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相對靜態(tài)的存在，文化框架并非新聞記者單方面刻意建構的結果[72，77]，在實證主流的美式社科研究的方法論中，文化框架亦很難概念化、操作化。

然而，文化框架作為研究途徑并非不可能，van Gorp提出的“文化嵌入”理論就是對策。具體做法是深耕框架現(xiàn)象的生發(fā)土壤，將框架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將框架研究“嵌入”文化、放回文化背景中，將“框架包裹”細分為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及文化現(xiàn)象等三個層面，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邏輯是“框架及其鑲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能夠通過一系列框架化裝置呈現(xiàn)在文本中”[72]具體路徑包括，解析文化背景中的個體如何框架化社會事件的認知路徑，關注話語霸權如何控制和操縱框架的批判路徑，如何對框架運作進行界定或重構的建構主義路徑等。

(四)現(xiàn)實回應：框架研究場域建構的三維空間轉(zhuǎn)向

“文化嵌入”研究取向引發(fā)框架內(nèi)涵的三維轉(zhuǎn)向?？蚣懿辉賰H僅是元傳播的平面式信息交換，而且是三維立體時空里的詮釋性“包裹”。鐘蔚文等運用框架理論對臺灣大學女研社放映A片事件進行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媒介框架只是大眾言說的部分而非唯一的信息來源，框架的展現(xiàn)總是與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相結合。因此，未來的框架研究不能重復過去“媒體—受眾”二元分類的線性模式，而必須結合個體基模和社會文化，如“玩積木的頑童”一般挑挑揀揀，組合出不同的故事來(21)。

框架理論與其他理論的交叉融合以及文化框架的嵌入，共同建構了框架理論的場域(圖5)。在這個場域中，以意識形態(tài)、政府機構、第三部門等為代表的社會機構的議程設置以及媒體的生產(chǎn)框架和文本框架，在當前研究場域中是最顯明、最常見的，受眾基模、記者框架、文化框架等研究領域相對沉默，故以虛線指代。其中，媒體框架的產(chǎn)生受到記者的認知框架、社會機構的議程設置、文化框架的潛移默化等三方面的共同作用；社會機構對主體事件進行議程設置，也對媒體框架和受眾的大腦基模產(chǎn)生影響；媒體框架通過對受眾的大腦基模和認知框架的直接影響，進而對社會機構的議程設置起到間接影響；受眾的大腦基模和認知框架相互補足反饋，形成信息回環(huán)。

圖5 跨學科視角中的框架理論研究場域(22)

作為現(xiàn)實回應，新媒體情境中海量資料、網(wǎng)絡社交、社會運動、風險文化等情境元素的注入，既避免了重復驗證框架理論，又給不同理論的融合提供了時空角力場景，為輾轉(zhuǎn)浮沉的諸多“沉默的框架”創(chuàng)造“浮出水面”之契機，亦為新傳播現(xiàn)象提供啟示性解讀。黃冠雄對ICA和AEJMC 2014年會進行分析后發(fā)現(xiàn)，框架理論已成最受歡迎的經(jīng)典理論[78]。兩個年會圍繞框架理論展開的研究分別有49篇論文、7個論壇和42篇論文、3個論壇。其中有專注于印度轉(zhuǎn)基因茄子爭論、艾滋病防治、癌癥、巴以沖突等健康傳播和政治傳播情境中信息框架的效果研究，也有針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等的媒體框架的比較研究；或比較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大眾媒體的框架效果差異，或比較報紙、電視、臉書、微信等傳統(tǒng)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框架效果差異。

一些經(jīng)典理論也紛紛加入對框架效果理論的探討。從融媒體、全媒體的視角切入，Neuman探究到底是官方新聞媒體還是社交網(wǎng)絡建構了海量信息環(huán)境下的媒體議程和敘事框架[19]，Schweisberger等考慮正面框架和負面框架如何影響網(wǎng)絡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的“第三人效果”[79]。為驗證框架效果是否在不同世界觀中有不同表現(xiàn)，Nan和Madden通過考察大眾對健康領域風險的不同觀點，促成風險文化理論(cultural theory of risk)與框架理論的結合[80]；陳紅梅分析比較中、英、美三國媒體對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的報道，發(fā)現(xiàn)不同文化中的媒體由于選擇不同的消息來源，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事實面向和因果關系，而媒體對事件的歸因往往與報道框架息息相關，由此將框架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的歸因理論建立起聯(lián)系[57]。隨著現(xiàn)實情境的回應和文化框架的嵌入，基于對本土文化和課題的本能興趣，研究者們或可在宏觀層面以文化規(guī)范為變量，考察同一問題在不同國家、不同地理時空中的本質(zhì)差異；在中觀層面以場域為單位，追蹤各種顯明的框架和沉默的框架在同一時空中的浮沉轉(zhuǎn)換；在微觀層面以媒介心理學為取徑，探討外來框架如何與人腦認知基模產(chǎn)生共鳴和擴散。不同層面對框架理論的綜合運用，或能逐層解密框架理論這個“黑匣子”，管窺其根本的運作機制。

四、結論與局限

作為僅一字之差的美麗隱喻，框架與相框的功用比較接近，前者框限能反映生活經(jīng)驗的信息，后者裝裱能體現(xiàn)生活狀態(tài)的照片，兩者均能選擇并組合象征結構來反映現(xiàn)實。作為被持續(xù)解讀的經(jīng)典理論，框架理論與傳播學科的命運非常相似，均誕生于多學科的十字路口，基本內(nèi)涵均無所不包，相關命題均懸而未決[5，81-83]。在眾聲喧嘩的當下，本文試圖勾勒出框架理論的整體脈絡，填補框架理論史之斷層與元理論研究之匱乏，打破“效果為王”的學科主流范式神話，喚醒諸多“沉默者”并建構跨學科的研究場域與對話空間。

本文采用原始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法，挖掘框架理論的史前史、社會學轉(zhuǎn)向以及傳播學轉(zhuǎn)向，提煉框架理論的主流觀點，探訪框架研究的“沉默者”，爬梳概念的起源，推演理論的演變。主要結論有：(1)發(fā)現(xiàn)沉默的框架概念原創(chuàng)者，從跨學科身份、中層理論貢獻、效果為王的時空脈絡等角度探討B(tài)ateson何以成為框架研究中的沉默者，肯定Bateson的框架、元傳播、關系傳播等觀點的學術價值。(2)發(fā)現(xiàn)沉默的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眾傳播框架和文化框架，指出其成因是傳播領域內(nèi)框架研究的學者們青睞應用層面的實踐調(diào)查研究，忽略文化與非大眾傳播(尤其是非大眾傳播效果)面向的研究，對策是采取將框架研究嵌入文化中并重新聯(lián)結人類總體傳播的建構主義研究路徑。(3)打破過去“媒體—受眾”二元分類的線性模式，超越單純文本分析的單向度框架研究，建構跨學科的框架理論三維研究場域。

綜上，回到框架理論為何在經(jīng)濟學和心理學領域有所發(fā)展卻在傳播學領域畫地為牢這個問題，會發(fā)現(xiàn)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在效果為王、中層理論至上的研究大氣候下，研究框架理論的學者將精力更多用于應用層面的實踐調(diào)查研究而非推進理論發(fā)展。對于框架理論的發(fā)展策略，或許可以借鑒Craig對傳播學的生存建議，即“不是被視為一個學科，而是一個場域”[84]。

由于采用一手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法，本研究在論證路徑上破大于立，未能就初建的新媒體情境、跨學科視角中的框架理論研究場域理論模型在信度和效度上做進一步實證和修正，是為局限之一。局限之二，理論模型進一步延伸的宏觀的文化規(guī)范變量、中觀的空間浮沉轉(zhuǎn)換、微觀的外來框架與人腦基模共鳴擴散機制等的多層面運用，對解決讓沉默的框架浮出水面這個具體問題仍過于籠統(tǒng)，亦無法厚描框架理論在新媒體情境和跨學科領域中更為清晰的變革面貌。也正因此，后續(xù)研究或可在理論建構的形而上討論、經(jīng)驗資料的實證性搜集等方面有所作為。

(感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及臺灣地區(qū)“中華傳播學會”2016年會諸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本文寫作過程中先后得到臺灣政治大學同窗師友徐美苓特聘教授、臧國仁教授、戴海波同學、黃茂勇同學的鼓勵和指正，孫群同學幫助翻譯了英文摘要，在此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