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人、報道人、教育人——先秦儒家思想對當代新聞傳播活動的啟示

馮友蘭先生有言，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哲學與知識分子人人有關。在中國的哲學中，儒家無疑又是最主流、影響最大的一派。而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之所以唯有華夏文明能歷經(jīng)滄桑，流傳至今，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器物層面上不斷演進的象形會意文字系統(tǒng)；二是精神層面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系統(tǒng)。這文化價值系統(tǒng)的核心就以儒家思想為代表。

新聞傳播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一項活動，具有十分鮮明的“人學”色彩。既然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當代新聞傳播活動一方面如何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土思想中汲取智慧，從而指導自身更好地發(fā)展，另一方面如何進行參照借鑒，發(fā)現(xiàn)自身的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思考且非常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問題。

一、關注人：新聞傳播活動中的人本思想

儒家是諸子百家中十分“入世”，且以“仁義”為核心的學派，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主要分為中庸、仁義和禮樂三大部分，中庸屬于方法論，仁義是內(nèi)容，禮樂是形式。孟子主張“人性善”，是儒家中的理想主義，而荀子則提出“性惡論”，代表著儒家現(xiàn)實主義的一派。在當代新聞活動又何嘗不在經(jīng)受著專業(yè)主義和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碰撞呢，儒家經(jīng)典中的許多思想，是當代中國新聞傳播活動中最好的鏡子。

學生樊遲曾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愛人”。孟子也提到“仁者愛人”的命題（《孟子·離婁下》），真正的仁愛之人是一個充滿慈愛之心，滿懷愛意的人?！墩撜Z·鄉(xiāng)黨》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在下朝以后，聽聞自家馬廄被燒毀，只問到是否有人受傷，不問馬，這里反映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是社會的主體，遭遇災難時，第一反應是關心人的安危，而非財產(chǎn)損失。但在如今的災害新聞報道中，少數(shù)媒體時有發(fā)生“問馬”不“問人”的現(xiàn)象，即將報道的關注點放在官員指揮救災，關注財產(chǎn)損失或是災害之劇烈程度，而將真正的人的生命安全、傷亡情況置之不顧，更不用說對受災者災后心理創(chuàng)傷的關懷。這不但不符合新聞傳播的客觀規(guī)律，更是新聞報道中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xiàn)。

儒家另一個影響巨大的思想是“民貴君輕”，儒家的政治哲學認為只有圣人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王，若當權者不具備這樣的道德條件，人民有權發(fā)起革命。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也提出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儒家思想歷史上長期被統(tǒng)治者認定為主流思想，同時依然保留著“民貴君輕”的主張，有它獨特的哲學智慧。在新聞傳播活動中，這樣的民本思想反映為我國媒體必須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統(tǒng)一，黨性原則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的根本原則。即新聞媒體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做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聞工作必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成為黨和人民溝通的橋梁，宣傳黨的思想，反映群眾呼聲。而非只重領導業(yè)績，忽視了人民訴求。

在我國，新聞事業(yè)具有“事業(yè)性質，企業(yè)管理”的雙重屬性，這就要求新聞媒體必須摒棄固有思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以黨性原則為根本，以受眾需求為導向。媒體作為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一部分，若想充分發(fā)揮其社會功能，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除了遵循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外，新聞傳播活動中必須關注人，貼近人，以人為本。

二、報道人：以中庸之道歸回新聞本真

《中庸》本是《禮記》的子篇，經(jīng)后世“兩程一朱”極力推崇，最終成為“四書”之一。有人說中庸是中國道德哲學的最高智慧，也有人說它不過是軟弱之人不抵抗的借口?！爸杏怪疄榈乱?，其至矣乎?！保ā墩撜Z·庸也》），所謂中庸，強調(diào)的是一種不偏不倚，調(diào)和折中的處世態(tài)度，而我們不妨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且看中庸思想在當代新聞報道中能帶來什么樣的啟發(fā)。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客觀是報道的靈魂，這是新聞傳播活動的應有之義。中庸者，中不偏，庸不易，在新聞報道中不偏的是對新聞的全面報道，不易的是對新聞專業(yè)主義的不懈追求。在寫作方式上，新聞寫作要求文筆凝練，樸實去雕飾，而一味地追求樸實則易導致作品單調(diào)無味，缺乏對讀者的吸引力，如今新聞作品時政類硬新聞往往陷入模式化寫作的窠臼，而趣味獵奇性的軟新聞則文筆夸張不堪入目。那么如何達到講事實寫報道既不贅言又引人入勝呢？在儒家的哲學智慧中給出了答案：孔子贊賞《詩經(jīng)》中的說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學而》），在新聞寫作中應當精益求精，反復雕琢?！百|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庸也》），指在寫作上樸實多過了文采，則顯得粗野，文采多過了樸實，則又顯得虛浮，兩者搭配適當才是君子之道，這難道不是對當代新聞寫作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嗎。同樣，在報道內(nèi)容上，客觀中立的報道態(tài)度是我們一貫的主張，這其中就包含著不偏不倚，對立統(tǒng)一的要求。所謂客觀中立，尤其是在人物報道上，對于雙方或多方的觀點不能偏廢，更不能帶有個人好惡、人云亦云，必須不偏不倚，將真實全面的事實情況展現(xiàn)在受眾眼前。

在任何國家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必然有著多重因素多種勢力對新聞的客觀中立施加影響，部分新聞工作者受到政治壓力或是經(jīng)濟因素的驅使，存在虛假報道、隱瞞報道等新聞尋租現(xiàn)象。我們提倡正面宣傳，并不是對負面新聞視而不見，中國人民大學陳力丹教授提出，正面宣傳并不是報喜不報憂，強調(diào)的是傳播效果，壞事發(fā)生了，處理得好，批評有理、有利、有節(jié)，傳播效果就是正面的；而好事若作為局部當權者的政績來宣揚，傳播效果確實負面的，損害黨的聲譽。

真正地關民之所切，思民之所想，不斷提升受眾地位，秉持客觀中立的原則，才是媒體提升公信力根本途徑。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中庸之道，如何在現(xiàn)世的復雜環(huán)境中堅守其本義，是新聞工作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三、教育人：成風化人進行正確輿論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2月19日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用48字概括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其中包括：成風化人、凝心聚力。又在同年第十七個記者節(jié)到來之際提出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營造良好輿論環(huán)境，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而如何通過新聞傳播活動做好輿論引導，達到成風化人，凝心聚力的作用，黨如此重視新聞輿論工作，其原因就在與新聞傳播活動具有影響深遠的教化和導向作用。

《論語·顏淵》中孔子說道：“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上之草，必偃。”風之所向即草之所伏。在禮樂文化傳播中，君子是社會的上層，必須以自身品行引導庶民的傾向，旨在加強輿論引導，從而維護社會穩(wěn)定。對于輿論帶來的重大社會效果孔子也有明確的認識，“一言可興邦，一言可喪邦?！保ā墩撜Z·子路》，這是孔子對魯定公說的話，話中的“言者”當然是國家的關鍵領導人物。而在當代社會，重視輿論的社會影響，要達到正面的傳播效果，新聞媒體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負責任的媒體應當是社會的瞭望者，風向標，在翻騰的社會潮流中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領著社會前進。

新聞媒體的教育功能是媒體與生俱來的基本功能之一，孟子談到君子的教育“有如時雨化之者”（《孟子·盡心上》），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春風化雨，更提出“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都是提倡良好的教育不但能夠普遍深入，培養(yǎng)德行，更能凝聚人心，穩(wěn)定社會。當代新聞媒體在教育上有著它獨特的優(yōu)勢：首先是影響范圍廣，公眾每天都在進行媒介接觸，它所能影響的受眾階層、年齡范圍遠超傳統(tǒng)學校教育；二是傳播速度快，由于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廣播電視以及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任何知識的傳播速度遠超于口頭或書本傳授；三是接受門檻低，報刊售價較低，電視也走入尋常百姓家。任何人只要能看、能聽，就能從大眾傳媒上獲取信息。

新聞媒體不可只為眼前利益而進行三俗化報道，更不得有損害國家穩(wěn)定社會和諧的傾向。能否發(fā)揮好教育和導向的作用，對于成風化人，凝心聚力，穩(wěn)定社會，傳承文化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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