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塊廣告牌》中的動素模型看影片中的融合儀式

《三塊廣告牌》這部集聚幽默、荒誕、痛苦，糅合了豐富情感、多面人性，通過劇情的不斷反轉，打造了充滿戲劇張力又引發(fā)觀眾深思的黑色幽默電影，贏得了熱烈好評。影片按情節(jié)發(fā)展可分為三大片段，從動素模型視角對影片中人物間的關系和敘事結構進行深入分析，最后通過融合儀式理論，對影片宗旨進行整體闡釋。

一、動素模型和融合儀式理論

（一）動素模型

在普羅普的“功能”說和蘇里奧的角色分類基礎上，格雷馬斯按照列維·斯特勞斯的二元對立原則，將文本中的角色歸結為成對的6種角色：主體、客體；發(fā)者、受者；助手、對手，形成了自己的動素模型。格雷馬斯的動素模型屬于一種結構模式的分類，這種分類始于故事各成分之間一種目的論關系：行為者具有一種意圖，他們渴望達到某個目的。將動素模型用圖示表示為： 

圖1 格雷馬斯的動素模型

在動素模型中，主體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追求某種目標，客體是主體追求的目的，他們是整個故事中最重要的功能關系；發(fā)者可以為具體的某一角色，也可以是引發(fā)主體行動的抽象力量，含主動干預或介入的特質，受者承載客體，或為主體本身；助手、對手在主體追求客體過程中分別起促進、阻礙作用。即發(fā)送者發(fā)送客體給接受者,主體追尋客體,在追尋中得到了幫手的幫助和遭到對手的阻撓。聯(lián)接主體客體的是行動，故事的功能在于通過這些有意向的行動構成有意義的情節(jié)。

（二）融合儀式電影理論

融合儀式理論首先由托馬斯· 沙茨提出，從文化維度沙茨提出了電影的文化儀式功能，形成了秩序儀式和融合儀式二元對立的美國電影類型分析框架。作為社會文化沖突的解決途徑之一，融合儀式處理的是文化社群的內在矛盾與沖突，社區(qū)中有著相對穩(wěn)定的意識形態(tài)，往往采用對立的主人公設置。采取融合儀式的電影作品表達的主題往往是在既存體制之內的某種愉悅、滿足和放松，影片中呈現(xiàn)的沖突亦是一種可以找到合作空間的沖突，即內部沖突、非根本性沖突。這類有合作空間的沖突，在解決時大多是在尊重個體的基礎上通過與他人合作來實現(xiàn)，最好是產生了某種友誼或愛情，從而建立起或者是加強文明的、穩(wěn)定的觀影感覺。

二、動素模型分析

（一）第一片段：影片開始到威洛比自殺

影片中的第一片段從三塊廣告牌的展示開始到威洛比自殺。在這一部分中主要角色逐一登場，三塊廣告牌直接承載了米爾德里德和威洛比（代表警方）之間的矛盾。首先出場的是米爾德里德，作為受害者家屬的她，理所當然地占據著法理的制高點，而問責不作為的警察一舉更是符合觀眾的預設心理，從米爾德里德的角度出發(fā)，可構建如下動素模型： 

圖2 動素模型1-1

作為行動主體的米爾德里德想要的只是案件得以解決，兇手被繩之以法，這是追求正義的受害者家屬樹立廣告牌，責問警方的動力。而正義來源于法理社會，人們對于施害者受到懲處、受害者冤屈得以伸張這一簡單邏輯，據此本小部分構成了發(fā)者到受者這一方向的功能安排。具體情節(jié)則由助手和對手進行豐富：如好友德妮絲對此舉對言語支持、瑞德接下“廣告”代理；作為對手的一方即刻表示不滿，警方責問瑞德并預拳腳相加。

這一片段以威洛比來到米爾德里德家里為分界線，將觀眾視角切到威洛比身上。威洛比誠懇解釋案件難以破解，而自己身患絕癥，在之后的情節(jié)中，其形象不斷豐滿，威洛比非但不是無所作為，反而是盡職盡責、深得人心的好警長，自此，威洛比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上，形成了第一部分的沖突——法理和道義兩難。以威洛比為主體，構建如下動素模型： 

圖3 動素模型1-2

將身患絕癥、飽受病痛折磨、受人愛戴的威洛比置于法理的對立面進行拷問，米爾德里德此舉卻將自己置于道義的低谷。在這里，威洛比被動作為主體，同時承載著道義角色，而威洛比的助手相繼出現(xiàn)，對米爾德里德發(fā)起攻擊：神父勸導、牙醫(yī)懲戒等。

第一片段中，米爾德里德代表的法理和威洛比代表的道義，因案件懸而未解形成矛盾，在矛盾看似陷入僵局無解的時候，威洛比警長因不堪病痛折磨選擇自殺，繼而開啟了第二片段中的報復之旅。

（二）第二片段：威洛比去世到警察局被燒

迪克森認定警長自殺與廣告牌存在必然聯(lián)系，從而開啟了對廣告牌代理商瑞德的報復，以迪克森為報復主體，可構建如下動素模型： 

圖4 動素模型2-1

從小失去父親的迪克森將威洛比警長視作父親一般的人物，當他得知威洛比局長自殺身亡后，扮演起最大反派的角色，怒打瑞德，對此作為阻礙作用的新警長出場并將迪克森停職，因此其報復行為得以終止，而間接作為迪克森復仇助手的流氓顧客和兒子學校的同學對米爾德里德發(fā)起了問責。

隨著與反對勢力的惡斗，米爾德里德已經失去理智，以廣告牌被燒為分界線，米爾德里德開啟了自己的報復邏輯，在想當然地將燒廣告牌的元兇歸為警方后，即采取了火燒警察局的戲碼，以米爾德里德為報復主體，可構建如下動素模型： 

圖5 動素模型2-2

在米爾德里德準備火燒警察局時，她撥打警句電話，在確認無人時才將汽油瓶扔入警局，在這里，她的善心成為了報復過程中的對手，而縱火后，詹姆斯助其逃脫了罪行。

在第二片段中，以迪克森和米爾德里德為雙主角，影片介紹了威洛比自殺后艾賓小鎮(zhèn)上接二連三發(fā)生的復仇事件。迪克森和米爾德里德以自己簡單、粗暴的邏輯將憤怒不斷傳遞，可是一次次的復仇從未達到預期的懲惡揚善的效果，警民摩擦持續(xù)發(fā)酵，在局面不斷惡劣的情況下，影片也達到了高潮。警長留給迪克森的信給緊張劇情帶來了轉機，由此影片進入第三部分。

（三）第三片段：警察局被燒到影片結尾

米爾德里德帶來的熊熊大火和威洛比留下的啟迪心智的信，讓粗暴、慵懶的惡警迪克森宛若重生，開始了自我救贖，奠定內部矛盾解決的基礎。被威洛比喚醒的迪克森成為破案的主力，據此構建如下動素模型： 

圖6 動素模型3

外州人的出現(xiàn)，使得案件進展出現(xiàn)了一絲希望，迪克森為取證不惜奮力一搏，但在這里，快意復仇的輪回并未重演，沖動暴力的行為被理智的正義取代。然而出場的外州人讓大家的希望再次落空，影片講述到了這里似乎再度進入了無解狀態(tài)，但是經此一役，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之間的恩怨得到了和解，二人坐在一輛皮卡車里，意欲并肩作戰(zhàn)。

三、從融合儀式電影理論的角度解析《三塊廣告牌》

在影片中的第一部分，分別占據法理、道義制高點的米爾德里德和威洛比形成了各自的完整邏輯。米爾德里德打著正義之名，對以威洛比為代表的警方施加壓力；威洛比身患絕癥的事實又對米爾德里德造成了無形的道德壓力。在這場雙主角的對抗中，因為罪犯的不在場而無解，艾賓小鎮(zhèn)形成的社群矛盾難以消解，融合儀式無法實現(xiàn)。

在矛盾無解時，威洛比飲彈自盡，不由得說這是一場預設的中場死亡，作為影片中的工具性人物，威洛比的離世使得因廣告牌引起的矛盾開始升級，自此引出了第二對雙主角的出場——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他們按自己的邏輯進行理解周遭的一切，而他們的邏輯又源于自己的悲慘處境：米爾德里德處于家暴、離異、喪女之痛、生活拮據等困境；迪克森則因父親去世、同性戀歧視、肩負家庭重擔，終日碌碌無為，找不到生活目標，內心飽含怨恨，這一切賦予了二人極端憤怒的特質，一個與眾人為敵，借正義之名對好人施壓；一個日漸臃腫，百無聊賴，他們是極度敏感，自尊心和自我保護意識極強，處于奔潰邊緣的社會底層人物，從而成為開展以暴制暴的第二階段的最“佳”角色，在這一階段，迪克森暴打瑞德；米爾德里德火燒警局，憤怒不斷蔓延，局勢愈加惡劣，社團內矛盾達到高潮，無從消解。

在第三階段，迪克森和米爾德里德在多條線索的指引下，均開始有所轉變，威洛比在去世后，以信的方式扮演者全能全知的上帝。在寫給米爾德里德的信中，威洛比面對米爾德里德廣告牌問責一舉，表示了自己對其最大的包容和理解；寫給迪克森的信更是轉變其暴戾心性的關鍵，由此，迪克森率先做出了改變，他冒著生命危險將安吉爾的案卷搶救出來，仍然處于憤怒當中的米爾德里德被震撼，沖擊了她被憤怒擠滿的心緒；瑞德和迪克森在醫(yī)院相遇，面對施暴者，瑞德選擇了理解和原諒；米爾德里德聽到來自前夫女友的提醒：“憤怒只會招致更大的憤怒”后選擇放下準備砸向前夫的酒瓶；不再魯莽的迪克森化身新一輪探案的行動主體，在一系列戲劇性的安排下，迪克森和米爾德里德紛紛做出了改變，為之后的融合儀式形成打下了基礎。

在看似開放性的影片結尾，曾經敵對的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坐在同一輛皮卡中，頗有二人結盟的含義，更有融合儀式的意蘊。在這里，米爾德里德向迪克森坦白自己的過失，迪克森淡然接受、予以理解，暴戾行為在極端沖突后不動聲色地和解與聯(lián)手。接下來他們做出的決定具體是什么已經不那么重要，他們選擇了和解，不再將憤怒發(fā)泄在社群內部，影片已然完成了融合儀式。盡管片中大量筆墨描繪了在復雜社會環(huán)境下，人性中可能會出現(xiàn)的糾結、扭曲的黑暗面，也悲觀地暗示著，并不是所有的悲傷、仇恨、憤怒都能找到出口，非理性的發(fā)泄只會帶來更大的傷痛，而生活還要繼續(xù)，內心的平靜，社群內的和諧來源于愛、理解和寬容，人性中的美好才是解救痛苦、憤怒的良方。影片用結尾畫面給出了答案：載著從憤怒回歸平和的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的皮卡車駛離了艾賓小鎮(zhèn)，這正是矛盾逐漸遠離內部社群，艾賓小鎮(zhèn)得以重拾平靜、回歸秩序的象征。

本文來源：《視聽》：http://xwlcp.cn/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