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短篇小說中的轉述現象——文學論文

對文學作品中轉述現象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Plato的《理想國》。在該書中，Plato區(qū)分了兩種敘事方式:“敘述”和“摹仿”。這一定程度上對應了今天的直接轉述和間接轉述?，F在，轉述現象也是敘事學家和文體學家關注的重點。Page（1973）對小說中的人物話語按照句法結構詳細、系統(tǒng)地分為八類:直接轉述、被遮覆的轉述、間接轉述、“平行的”間接轉述、“帶特色的” 間接轉述、自由間接轉述、自由直接轉述和從間接轉述“滑入”直接轉述（轉引自申丹，1991a)。Leech & Short(1981)在Page的基礎上,將小說等書面文本中轉述的語法特點與轉述者對轉述的介入程度高低相結合,將轉述話語或思想依次分為五類:言語或思想行為敘述、間接言語或思想轉述、自由間接言語或思想轉述、直接言語或思想轉述和自由直接言語或思想轉述。

受到西方學者對文學作品的轉述研究的啟發(fā),我國學者也開始嘗試分析漢語小說的轉述類型。趙毅衡(1987)借鑒Leech & Short(1981)的轉述分類理論，對中國文學作品中的轉述話語進行類型劃分。他認為中國文學的轉述語可分為四類:直接引語、間接引語、間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

但是,他的這種分類受到了申丹(1991b：76)的質疑。申認為,趙的分類與Leech & Short（1981）的五分法無異，“未反映出中國文學中轉述語的獨特性”。申丹提出,漢語沒有動詞時態(tài)變化,并且可省略人稱,這些特點使得漢語中存在著一些西方語言中不可能出現的兩可型。

申丹提出的兩可型充分考慮到漢語轉述獨有的特點，進一步論證了漢英兩種語言在轉述使用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也使得我們對漢語小說的轉述討論不能完全按照英語小說的那條路子走。與此同時，國內學者的轉述研究多以當代小說為語料，對清末民初小說涉及較少，這方面正是本文希望進行嘗試的。我們擬以清末民初小說為重心，討論其中轉述現象的分布特點，為當代小說轉述現象的研究提供一個早期用法的參證。

1.  研究語料

我們的語料全部來自《清末民初小說系》，該系列叢書精選了清末民初時期發(fā)表在《小說月報》、《月月小說》和《中華婦女界》等報紙雜志上的短篇小說，涉及社會、偵探、武俠、愛國、笑話、家庭、警世、言情、科學、倫理十類題材。我們從中隨機選取了15篇，字數總計約48，544字。

2.  分析框架

我們的分析框架包含對轉述現象兩個方面的考察：轉述方式和轉述內容。下面分而述之。

2.1  轉述方式

在轉述現象中，用于引入轉述內容的部分稱為轉述信號（包括明示轉述者的轉述來源信號和標明轉述動作性質的轉述行為信號），被轉述者呈現的轉述內容稱為轉述信息。

我們對轉述方式的探討從兩個方面進行：第一，轉述信息的引入方式（以下稱引入方式），考察轉述者如何引入轉述信息；第二，轉述信息的呈現方式（以下稱呈現方式），考察轉述者如何呈現轉述信息。

從引入方式考慮,轉述方式可分為常規(guī)轉述、零轉述和半常規(guī)轉述三大類。常規(guī)轉述是指轉述者運用“轉述來源信號+轉述行為信號”的轉述信號引入轉述信息，例如： 

該例的轉述信號由轉述來源信號“惠”及轉述行為信號“曰”構成。

半常規(guī)轉述表示轉述者僅用轉述信號中的轉述來源信號或轉述行為信號兩者之一引入轉述信息，如下例中僅存在轉述行為信號“曰”：

零轉述指轉述者不用轉述信號，而是直接引入轉述信息，例如：

就呈現方式而言，轉述方式可劃分為直接轉述、間接轉述、轉述行為敘述、轉述動作敘述以及兩可型轉述共五類。

直接轉述指轉述者以被述者為視點主體，來轉述被述者在另一場景中的話語，請見下例：

在本例中的“我”指的是被述者“中尉”，“你”指的是被述者當時的受話人，因此本例采用了以被述者為視點主體的轉述方式。

間接轉述指的是轉述者以自己為視點主體來轉述被述者在另一場景中的話語，請看下例：

該例轉述信息中的“他”指代“中尉”即被述者，體現了以轉述者為視點主體的間接轉述方式。

轉述行為敘述表示轉述者在提及某次話語事件時，雖然也提供了有關話語內容，但并未展現相對具體的話語實體，例如：

轉述動作敘述指轉述者只提及他時話語事件發(fā)生的事實，而不涉及相應的話語內容，如下例：

兩可型轉述指既可理解為轉述者從自己的視點出發(fā),亦可理解為轉述者從被述者的視點出發(fā)來轉述，請看：

上例由于轉述信息中主語省略導致指示中心缺失，從而形成兩可型轉述。

2.2  轉述內容

轉述內容考察轉述信息最初的傳遞媒介，主要可分為三種：言語類、文字類和思想類。

言語類指轉述者所轉述的信息是被述者在另一場景中產出的口頭話語，如：

文字類則指轉述者所傳遞的轉述內容是被述者在另一場景中產出的書面話語，例如：

思想類指的是轉述者所轉述的信息是被述者在另一場景中產生的內心思想活動的內容,也就是內心話語，如下例：

3  轉述現象的分布

依據第2節(jié)所建構的分析框架，我們制訂了針對清末民初小說中轉述現象的標注方案，從轉述方式和轉述內容兩個方面標注語料中的轉述現象。本節(jié)將從轉述方式和轉述內容兩個方面分析標注結果,討論語料中轉述現象的分布狀況。

3.1  轉述方式的分布

根據我們的標注方案，轉述方式標注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引入方式和呈現方式。下面依次說明。

首先來看語料中引入方式的分布，我們借助表1進行展現。

表1 語料中的引入方式分布

從表1可以發(fā)現，語料中的轉述現象例證共計590個。其中，常規(guī)轉述的數量最多（307個， 52.0%），常規(guī)轉述之所以在使用上有優(yōu)勢，原因在于，對讀者而言，帶有完整轉述信號的轉述現象是最容易識別的。因此，形式簡單、讀者易識別的常規(guī)轉述方式成為作者在引入方式上的首選。其次是半常規(guī)轉述（274個，46.4%），從實際情況來看，所有半常規(guī)轉述均屬于轉述信號中僅存在轉述行為信號的情況，使用的主要原因都是，前后句文脈相連、人稱主語一致，因此后面轉述句借用前句人稱主語導致轉述信號中被述者被省略。數量最少的是零轉述（9個，1.5%），這一現象并不難理解，因為缺少了轉述信號，讀者需要借助上下文對其進行識別，勢必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因此作者較少采用。

其次來看語料中呈現方式的分布，具體分布情況請見表2。

表2 語料中的呈現方式分布

通過觀察表2，我們可知，直接轉述在使用頻數上顯著高于其他呈現方式（380個，64.4%），原因在于，其能營造直接性與生動性,使得讀者有身臨其境的錯覺，同時“對通過人物的特定話語塑造人物性格起很重要的作用”（申丹，1991a：17）。轉述動作敘述（86個，14.6%）和轉述行為敘述（71個，12.0%）的使用頻數較為接近。之后為間接轉述（37個，6.3%）。數量最少的是兩可型轉述（16個，2.7%）。

3.2  轉述內容的分布

語料中的轉述內容分布可借助表3體現。

表3 語料中的轉述內容分布

依據表中所示，可以知道，言語類轉述的使用體現絕對優(yōu)勢（555個， 94.1%），這與言語作為人們交際的首要媒介有密切關系。文字類（18個，3.1%）和思想類轉述（17個，2.9%）的使用頻數非常接近。

4  結語

清末民初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可以說，這個時期的小說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經歷了一個由大膽探索、借鑒，到勇敢嘗試的階段。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了這一時期短篇小說的一些顯著特點：

第一，由于省略主語導致的半常規(guī)轉述較為常見；

第二，營造直接性與生動性的直接轉述是最常用的轉述方式；

第三，言語類轉述的使用體現絕對優(yōu)勢。

通過分析 ,我們對當時短篇小說中轉述現象的面貌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這也為我們歷史地認識現當代小說中的轉述現象提供了一個參照。

參考文獻

Leech, G. N. & M. H. Short. 1981.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Plato. 2000. The republic (trans. by T. Griffith ).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申丹，1991a，小說中人物話語的不同表達方式，《外語教學與研究》（1）。 

申丹，1991b，也談中國小說敘述中轉述語的獨特性—兼與趙毅衡先生商榷，《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7）。

本文來源：http://xwlcp.cn/w/wy/75.html  《名作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