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源觀”在漢代的建立過程

    在中國詩學(xué)史上，“《詩》源觀”最早是由漢人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們首先由此入手。因其相關(guān)問題較多，我們打算用多篇論文來進行詳細的研究。本文專門討論“《詩》源觀”在漢代的建立過程，其他如形成的原因及它對漢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批評的影響見另文。

    許瑤麗先生對漢代“《詩》源觀”的形成過程進行了一定的研究[2]。其是根據(jù)人物和文化背景為線索，以劉安、司馬遷、揚雄、班固四人的觀點為中心進行的分析。我們認為其分析較為精確，故而我們基本上同意其說，那么，本文似乎就沒有寫作的必要了，但考慮到：一是我們還有自己的理解和論述，這需要與該文配合才能使讀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順暢，如省略或者簡單引述的話將有斷裂或者生硬之弊；二是為了顯示我們對漢代“詩源觀”建立這個問題的研究的完整性。所以下以下面我們還是將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論述。故而，本文一方面直接或間接引述了較多許瑤麗先生的論述，另一方面也有我們自己的理解和論述穿插其中。這是我們在寫作前必須要交代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亦彰顯了許先生對本文的貢獻。

    淮南王劉安奉武帝命作《離騷傳》，其中有云：“《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3]作為第一個用《詩》評《騷》者，劉安的批評有下面兩點需要強調(diào)：

    第一，他以《詩》之“風(fēng)雅”評《騷》，有以儒家思想和精神批評辭賦的傾向。但從劉安《淮南子》中可以看出，劉安他自己絕不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劉安此處的評論肯定是在迎合漢武帝，畢竟他是奉武帝命作《離騷傳》的。因為漢武帝與之前的帝王和竇太后相比，他對儒學(xué)的熱情是很強烈的。

    第二，但是，由于竇太后的存在且她在權(quán)力體系中的地位，又因為其人“好黃老之術(shù)”，所以，漢武帝崇儒熱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趙綰、王臧后來的遭遇就證明了這點。所以到劉安那個時候，儒學(xué)還未獨尊，與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相適應(yīng)的《詩》學(xué)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其評論也只能到此為止。

    而到司馬遷之時，由于竇太后的去世，束縛漢武帝崇儒的羈絆基本消除了，于是漢武帝便大力推動儒學(xué)的發(fā)展。對《詩經(jīng)》來說，那就是“三家詩”的出現(xiàn)；且它所帶來的以“美刺教化為核心”的《詩》學(xué)闡釋系統(tǒng)也正逐漸深入人心。于是，以當(dāng)時《詩》學(xué)形成的美刺觀念就運用于當(dāng)時的辭賦批評之中。這種趨向的最早表現(xiàn)者乃是司馬遷。他進一步將《詩》的“諷諫”功能用于對辭賦的評價，如他批評屈原的《離騷》：“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4]（3314頁）、批評司馬相如的賦作：“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4]（3073頁）。

    自從司馬遷提出“作賦以諷”這個觀點之后，應(yīng)該說是得到了作家和論者的積極響應(yīng)。如揚雄，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文學(xué)批評觀點皆強調(diào)“諷諫”目的。先看揚雄的創(chuàng)作。有所謂的“四大賦”乃是他大賦的代表作品。《漢書》本傳全部著錄，并在文中交代了這四賦的創(chuàng)作目的，下面只引兩段：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fēng)?！?nbsp;[5]（3522頁）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攬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fēng)。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jié)網(wǎng)，還，上《河?xùn)|賦》以勸?！盵5]（3535頁）

    揚雄的文學(xué)批評觀點有如：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盵6]（45頁）

    總之，無論創(chuàng)作實踐還是觀點表達，揚雄均強調(diào)“諷諫”。

    班固《漢書·藝文志》的一段材料更是從歷史的角度進行了一定的論證：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dāng)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xué)《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fēng)，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fēng)諭之義?！盵5]（1755—1756頁）

    盡管材料中沒有“《詩》源觀”的直接表達，且沒有指出賦在文體的淵源上究竟與《詩》有什么關(guān)系，但與司馬遷、揚雄直接強調(diào)諷諫不同的是，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諷諫的來源。所以本文一方面堅持了賦之諷諫的要求，另一方面亦有“《詩》源觀”的雛形。此段材料的一個主要內(nèi)容就是論證“周道浸壞”、“賢人失志之賦作”、“作賦以風(fēng)”之間的關(guān)系。而我們認為這種關(guān)系中恰恰蘊含著“《詩》源觀”的雛形。材料認為“周道浸壞”之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這就產(chǎn)生了“失志的賢人”，他們卻沒有作詩，而是作賦（班固沒有回答為何如此？），即“賢人失志之賦作”；然后舉荀卿、屈原作為“賢人失志”的典型，而這兩個典型皆是“作賦以風(fēng)”，即在他們的辭賦中寄寓著諷諫精神。另外，我們應(yīng)該知道，漢代《詩》學(xué)中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周道浸壞”這樣的或與之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言語，而且，它的出現(xiàn)是與《詩經(jīng)》中變雅、變風(fēng)作品的出現(xiàn)相聯(lián)系在一起，而變風(fēng)、變雅作品皆是“怨刺”之作。當(dāng)然，這種怨刺與諷諫的功能是相一致的，但它最先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中，于是，辭賦就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實這個觀點就是“《詩》源觀”表達的雛形形式。

    當(dāng)然，我們認為這僅是雛形，乃是基于兩個判斷：一是就觀點論，還不精煉完備；二是《詩經(jīng)》除了諷刺作品之外，還有《頌》、《大雅》反映出的頌美類型作品，而此時的辭賦理論只強調(diào)前者，對后者無要求，故并不完全對應(yīng)著《詩經(jīng)》的作品類型。

    真正解決了這兩個而明確標舉出這個觀點且有一定論證的人是班固。他在《兩都賦序》中正式提出了“《詩》源觀”：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舫?、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shè)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恃哉Z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婚兒寬、……時時間作?；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fēng)。” [7] 

    “賦者，古詩之流也”，乃是漢人關(guān)于“《詩》源觀”的經(jīng)典表達，也是最為清晰的表達。誠如我們在前面說的那樣，盡管漢人沒有提出過“《詩》源觀”或“以《詩》為源觀”這樣直接顯明的觀點表達，但它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班固的這個觀點就是證明。那么，班固是基于什么理由而提出這個觀點的呢？盡管班固在文體的淵源上沒有任何的邏輯證明，當(dāng)然也是他證明不了的，因為漢代還未進入文學(xué)自覺時期，還不具備真正的文體意識，但他在這段材料還是進行了證明，盡管這些證明不是從真正的文體源流上或者作家源流上來進行的。

    班固是從微觀的功能方面進行了一定的證明。對于辭賦的功能，班固進行了補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在肯定和堅持司馬遷以來的諷諫說的基礎(chǔ)上，班固首次認為“潤色鴻業(yè)”、即“頌美”功能亦是辭賦的功能，這是對所謂“宣上德”之賦的內(nèi)容的概括。我們認為，班固強調(diào)辭賦“頌美”功能的目的就是要與《詩》之“雅頌”相聯(lián)系，盡管認為它們只是“雅頌之亞”。依漢人看來，《詩經(jīng)》中《大雅》和《頌》詩多是頌美之詩。這樣，班固就將賦與《詩》之“雅頌”對應(yīng)，加強了賦與《詩》之間的聯(lián)系。而這種聯(lián)系恰恰是班固認為辭賦源于《詩》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從漢初到班固之時，辭賦就與《詩》之所有類型的詩及所有這些詩的功能就完整對應(yīng)了。這就是擴大了《詩經(jīng)》的源頭作用。而這是班固提出“《詩》源觀”的一個最為充分的理由。

    可見，班固沒有進行詩賦之間的文體淵源的邏輯證明，但他確實從微觀和宏觀角度進行了論證，這種論證本身的出發(fā)點是有問題的。這與班固作為一個正統(tǒng)儒家的身份是極為相稱的，也與漢代的社會文化背景相一致的。

    所以，我們認為，漢代“《詩》源觀”至此而確立。

本文來源：http://xwlcp.cn/w/zw/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