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書家對碑刻的認知的嬗變過程

對于碑刻的關注與探究，早在明末清初就已開啟。清代前、中期書論中普遍存在有關碑刻的論述，不過這時整個學術界都籠罩在經學的氛圍之下，人們在看待碑版石刻時，首先是從考證學、金石學以及文字學的角度出發(fā)，以此證經匡史，考究文字源流，或是認為了解碑版可以益其膽識、開拓視野；其次，發(fā)掘它在書法方面的審美價值。清初一代學術領袖錢大昕論碑刻：“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抄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于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寶也?！闭\然，碑刻在時人眼中最大的價值便是為考據學、金石學服務，書法界亦然。馮班在《鈍吟書要》中說：“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跡。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張遷碑》）‘易’作‘晹’，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馮班是從文字學角度看碑刻，認為碑刻不必拿來學習，但必須要了解碑刻上的文字舛誤。這一時期書家對碑刻的審美價值也有所發(fā)現，但未成體系，大多是針對某一個或幾個碑版刻石做出評論，陳奕禧說《天發(fā)神讖碑》為“天地間第一寶”，《張猛龍碑》能夠“承古振今，開示來學”，萬經說《韓敕》《曹全》等古碑“直開今楷法門”，楊賓推崇《張猛龍碑》為六朝正書第一，認為漢代磚刻、瓦頭等古人之書勝今人之書......雖然這些書家肯定了碑刻的價值，但他們對碑刻的體認還處于一般的審美層面。這與后來康有為等人的論說存在本質的區(qū)別。

至咸、同以后，清代學術格局開始改變，考證學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范圍卻過于拘迂，本派之命運遂根本動搖[1]，再有“西學”逐漸輸入，考證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在書法界，更多的書家拓展了視閾，從宏觀的角度認識碑刻，將它看作一種區(qū)別于傳統(tǒng)法帖的書法藝術，碑刻的價值也不再局限于為金石學、文字學服務。阮元在《南北書派論》中說：“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馀風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為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guī)，尋魏、齊之墜業(yè)，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祎歟！”包世臣尤其推崇北碑：“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固態(tài)多變”、“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笨涤袨榈摹稄V藝舟雙楫》更是洋洋灑灑六萬字，卷三卷四集中評騭歷代碑刻，主要內容即“尊碑抑帖”，并提出南、北朝碑之“十美”。阮元、包世臣、康有為三人對碑刻的認識是從書法史角度出發(fā)，重在強調碑刻在書法藝術方面的價值。這一時期，有關碑刻的論述體系十分完備，所涵蓋的內容也在前期基礎上更加豐富全面，有關書寫技巧層面上的執(zhí)筆法、運筆法、技巧論等一系列問題都得以解決，康有為在文中首次使用“碑學”這一概念名稱，至此，碑刻成為書學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2]。

清代前、中期與后期書家在考察碑刻時，不僅視角不同，在認知層次上也有所區(qū)別。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從實用角度說，前期對碑刻進行收集、品評、著錄的工作是為了滿足考證學、金石學、文字學的治學需求，或是出于個人喜好，例如楊賓在《鐵函齋書跋》序中提到：“余好跋金石之刻，歲月既久，合家藏與他所跋者，匯為一，得若干卷”；后期涉及較少。從藝術價值來說，前期對碑刻審美價值的發(fā)現是散點式的，評論多具體到某一碑版石刻；后期至康南海著成《廣藝舟雙楫》，碑版石刻遂成書學體系之一，在此著作中，碑刻書法的價值、特點及派別與技巧等方面均有完備的論述。具體到對碑刻的審美認識上，康有為創(chuàng)造了諸如“駿爽”、“疏宕”、“虛和”、“精能”一系列特有的審美詞藻；書寫實踐上，執(zhí)筆為“腕平掌虛”，運筆則“盡于方圓”。

前期由于考據學興盛，書家重金石考據，他們眼中更多的是碑刻對考證學、金石學的貢獻，而非它們在書法藝術方面的審美價值；后期，社會發(fā)生重大變革，學術思想亦隨之而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書學。另一方面，書學的發(fā)展也亟待新鮮血液的注入，帖派書法積弊已久促使書家尋求變革，隨著對碑刻的認識逐漸加深，書家從不同層面完善了對碑刻的研究，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碑帖并舉”的局面。

從碑刻的發(fā)現到“碑學”的正式提出是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本文旨在理出一條較為清晰的脈絡，并進行分析對比，這其中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探討。簡而言之，碑刻作為法帖外的又一體系，始終貫穿清代書法史，對當時和后世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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