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孩子，“天使”對道義抉擇的觸發(fā)

兒童是維克多· 雨果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偏愛的主題動機。孩子所擁有的至真至善至美本性與革命中成年人惡性膨脹、自相殘殺的本相代表著人的原始狀態(tài)與人類異化的對立。其作品中所包含關(guān)于成年人的世界和兒童世界的對比，無一不揭示作者無疑是否定、批判前者和肯定、歌頌后者。

作為故事的起因與結(jié)局的導(dǎo)火線，被侯爵挾持為人質(zhì)的三個孩子是《九三年》里至關(guān)重要的人物。作者反復(fù)使用“ 天使” 、“ 天使般的” 這樣的字眼來描寫“三個”兒童, 絕非偶然，其無意的宗教神圣性無法掩飾。小說的第三部第二卷《圣·巴岱勒謬的大屠殺》描寫三個孩子把《圣·巴岱勒謬》的書撕成碎片，象征摧毀的是正個人類社會的文明史。三個孩子將一本宣傳宗教狂熱的書化為大自然中自由美好的“蝴蝶”，難掩宣揚棄絕現(xiàn)代文明，重返人性的深刻哲理意義?？梢?，作者在潛意識中試圖借用宗教中“天使” 的意象來賦于兒童以扭轉(zhuǎn)乾坤，觸發(fā)道義抉擇，克服人類異化, 恢復(fù)人的自然本牲, 重拾博愛精神的崇高使命。作品中最后三卷描繪了這一使命誘發(fā)的終極結(jié)局。

第五卷：“保王派”潰??；圖書館的縱火導(dǎo)致孩子的險境；四千名共和黨士兵的束手無策；郎德納克調(diào)最終選擇放棄逃亡回頭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與郎德納克的獄中對話；沉思而掙扎的郭文；釋放郎德納克，坦然接受處罰。

第七卷：軍事法庭上郭文被判決死刑；西穆爾丹與郭文的獄中對話；郭文死去的同時西穆爾丹的自殺。

以郎德納克、郭文與西穆爾丹的依次抉擇為中心，人的原始天性被道義的升起喚醒。

當(dāng)侯爵得救逃離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圍困的三個孩子的時候，在他身上被歷史迷霧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覺醒，于是他選擇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則成為了郭文的階下之囚。人們似乎有理由質(zhì)疑這一舉動的真實性，但是，出現(xiàn)在這位英雄內(nèi)心的驟然急轉(zhuǎn)卻可能是合乎常情的。一方面，在戰(zhàn)爭失敗走投無路的絕境下，同時親耳所聞孩子母親痛苦的呼號，以及親眼目睹孩子于火光中的呼救所帶來的情感沖擊，極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動立場產(chǎn)生劇烈的變化，人性的“善”被激發(fā)。而另一方面，侯爵所奉行反革命的“高貴”不容許他為了自己逃命在面臨他人危險時懦弱地選擇前者，這在第一卷中他救回炮手中可窺見其作為貴族的高傲。在這兩種條件下，他暫時不再扮演其崇高的歷史角色——法國封建勢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種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與勇氣的場景所支配，從而作出擺脫于歷史迷霧之外的道義抉擇。

郎德納克這一出乎人意料的舉動，令郭文的內(nèi)心激起了更為劇烈的波瀾。在郭文內(nèi)心聲音的交戰(zhàn)中，驀然出現(xiàn)了行軍的原則和人性的榮譽之間的矛盾。作為軍事統(tǒng)帥，他有必要按照法律處死敵軍領(lǐng)袖；然而，一個英勇的拯救行為卻橫亙于他和法律之間，人性上的榮譽感不允許他殺死一個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虜，因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類在未來建立善良法則的可能性，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義性徹底坍塌。

歷來有評論者分析說郭文不殺朗特納克，對不起革命，對不起法蘭西。但筆者認為，郭文辜負的是某些革命者（例如羅伯斯比爾、馬拉）所奉行的功利主義軍事原則，而非革命。他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良心，為了“善”和人性釋放了朗特納克，更是為了維護共和國的真理，為了他一直秉持的革命正確性，才選擇以生命作為代價。當(dāng)侯爵的角色從不共戴天、心狠手辣的敵軍領(lǐng)袖轉(zhuǎn)變?yōu)闋奚晕业膲咽?，郭文不得不反思：“英雄的行為竟得到如此的酬報！用野蠻的行為去回應(yīng)慷慨的行為！使革命處于不利的境地！這豈不是貶低共和國嗎？”如果沒有人做這一步犧牲，他所有對革命的信仰就得訇然坍塌。因此，他用自己的年華換得的是自己信念的永存——革命的目的從來是人道、高尚而善良的。郭文愛人道，也信仰革命維護革命，由始至終盡是堅守，不曾背叛。

革命的虛偽在于舉著解放民眾的幌子，干著涂炭生靈勾當(dāng)。革命的變質(zhì)呈現(xiàn)，歷史的迷霧撥開，郭文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危險，因為眼前的革命歷史負載著巨大的荒謬，而他必須給未來留出廣闊的星空。正如小說中所說——“在革命的絕對真理之上，存在著人道的絕對真理?！庇谑?，他選擇釋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給了軍事法庭。在人的天性和社會秩序沒有達到和諧一致之前, 每個人都要常常面臨社會角色與人性角色的裂變, 社會角色要求我們用功利主義衡量一切, 以便維持秩序的正常運轉(zhuǎn)；人性角色要求我們用理想主義衡量一切, 以便使我們的心靈得到安寧。在郭文作出抉擇的這一刻，歷史本質(zhì)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著人作為道義抉擇的主體重新獲得自由，完成了重拾人性的演變。

至于并沒有被“天使”們感化的西穆爾丹，也許是他們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個。隨著全文最末槍聲的響起，他最終成為在感性與理性的掙扎中唯一未能跨越所謂理性的歷史原則的人。在西穆爾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兩重化了。他的種種舉動成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顯示出殘酷無情的面目，把最為可愛的人物他最疼愛的“兒子”送上了斷頭臺；同樣，在他的身上，歷史的迷霧也在緩緩散開，那種在侯爵和郭文身上獲得勝利的東西——道義也獲得了一種的勝利：愛的悲痛讓他選擇了與郭文一同死去。然而，這又是一種無比凄涼的勝利，因為這個在流血中進步的時代迫使它以最高貴的人的死為代價。也許，惟有當(dāng)我們順著郭文的憂郁目光看向他所說的“未來”的時候，才能夠確信這種勝利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