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式自毀，浪漫主義下的善美統(tǒng)一

昆德在《九三年》的背后發(fā)掘了重大秘密——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存在著一組獨特的共性：他們?yōu)榈懒x而殉難的精神、對歷史的責任與對道義的虔誠是同等的，他們純粹得如同從史詩中走到當代里來的古代英雄。這種存在形而上學嫌疑的塑造人物方法在小說史上固然存在著爭議，但毫無疑問的是，它賦予《九三年》以一種特殊的浪漫稟賦，并令其成為小說世界中最具悲劇誘惑力的杰作之一?！霸谀撤N意義上來說，《九三年》是浪漫主義歷史小說的最后余音”。

三位英雄作出最后抉擇的共性，是他們都聽任私人道義立場上的“善”超越于當代革命的歷史本質(zhì)，擺脫了共和國法律的鉗制。這些抉擇都表現(xiàn)出對精神高尚性的順從，以及一種自我毀棄的悲劇色彩。盡管在西穆爾丹那里，理性也曾戰(zhàn)勝了精神（處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殺卻依舊宣告了其對“愛”的服從，對自我毀棄的悲劇性的皈依。在強烈的悲劇精神的誘惑之下，無論是作者，還是如筆者般的讀者，都難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這一詩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爭，堅定的信仰，毫無猶豫的犧牲，革命、精神、道義三重價值的博弈。

具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善”與“美”的統(tǒng)一結(jié)合在郭萬這位俊美道德崇高的年輕人身上——他既是革命者，也是貴族，既有思索未來的先進性，也依舊保留了舊時貴族的一些思想傳統(tǒng)。作為橋梁一樣的人物，他要用革命實現(xiàn)的并不是暴力的毀滅，而是建立在道義基礎上的轉(zhuǎn)化和過渡。因此，當革命在他眼中不再符合道義與“善”，他寧愿犧牲肉體亦要獲取精神上的完勝。他是雨果吸取了希臘諸神“美”的概念，以“善”為核心塑造的一名新的英雄，一個新的神。

而郎德納克無疑是郭文的對立體：殘忍、不擇手段，是熱衷暴力的陰謀家和軍事家。他不愛任何人，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郭文是他槍口瞄準的目標。但值得深思的是，形似反派的伯爵最后選擇毀掉逃出生天的可能，折返救回三個孩子?！吧啤痹谶@里竟然能起到了滌蕩心靈、戰(zhàn)勝求生本能的作用，浪漫主義的光芒在這里被放大到了極致——無畏的伯爵心甘情愿地被投入監(jiān)獄，一位偉大的英雄又誕生了。

事實上與“善”最格格不入的是具有濃厚宗教機構色彩的西穆爾丹。他在文中的形象，在是一個嚴酷的革命者的同時，還類似于一名宗教的判官。毫無疑問，西穆爾丹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紀律的共和國，如同要把整個法蘭西變?yōu)橐粋€大軍營。他的這種行為與宗教機構希望建立一個“圣經(jīng)條文”的世界如出一轍，他代表著統(tǒng)治了歐洲幾個世紀教會的觀念——即人們是愚鈍的，他們不能理解上帝，天堂真正的含義，必須把他們管制起來?？梢娀浇獭吧啤钡暮诵闹饾u轉(zhuǎn)變?yōu)樽锱c懲罰的宣揚。西穆爾丹所宣揚的紀律治理下的共和國依舊是與這種罪和懲罰的概念是相同的——用懲罰犯罪的法律和紀律激發(fā)人們的畏懼之心從而鉗制人們的行動。來源于宗教信仰的道義與“善”，竟然與宗教機構的控制欲互相撕殺，人性在扭曲，宗教信仰價值被貶低。以上種種正正因為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發(fā)生，重重地打擊了雨果，才會引發(fā)了他對革命的深刻反思。因此最后西穆爾丹極為具有浪漫主義悲觀色彩的結(jié)局，寄托了作者對“善”終將戰(zhàn)勝一切的無限希冀。

從對抗教會與王國過程中“善”“美”的割裂，到對抗革命中的冷酷的機械主義思想，在這場爭斗中，人的力量在不斷增強，從一個丑陋的人內(nèi)心中“善”的原始本能，到一個年輕近乎完美的貴族革命者深思熟慮的思想，盡管必須以犧牲肉體作為代價，但“善”依然贏得了最終回合的勝利，與“美”走向了統(tǒng)一。《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顯作者道義裁判的小說，這是因為，在三位詩式英雄的主動抉擇與自我毀棄中，表現(xiàn)出作者對歷史的反思，以及對人性深處的道義和“善”的贊許。主人公們的行為的真正意義，是不惜以自我毀棄的代價彰顯個體的自由、尊嚴、道義。而這種自甘受難的行動又往往催生出某種具有強大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價值和意義都消亡的虛空，正因于此，悲劇才具有引導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諭和凈化的功能。小說的結(jié)局是未完的革命，英雄與神是否能在“善”的拯救中逃離扼殺，是雨果留下的無窮期許， 

結(jié)  語

九三年是一個歷史舞臺。朗德納克、西穆爾丹和郭文，分別代表著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身戴各自的面具與戰(zhàn)袍在舞臺上交戰(zhàn)。同時，這三位對立的詩式英雄，又處在某種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革命本質(zhì)的迷霧所包圍。這一迷霧，如同人類歷史上諸多激動人心的時代一樣，令人物成為戰(zhàn)爭的工具，而在道義的抉擇上漸失自我的主體性。

精神力量作為道義與革命的中介，最終引發(fā)了“善”的復歸，“善”與“美”的統(tǒng)一。《九三年》擁有一種史詩般的雄壯與欣快的風格，它用急速的節(jié)奏將小說推向頂峰，雨果用神秘的數(shù)字“三”把整個故事和盤托出，以三場戰(zhàn)爭為背景，三個孩子為媒介，將三位詩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義抉擇的決定性時刻。最終，他們以浪漫主義的悲劇形式自我毀棄，終于換取個人道義的彰顯。

在《九三年》中，各種充滿力量的行動都顯得富于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場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占據(jù)整部小說價值中心的不僅是人在道義抉擇上的自由問題，也是如何重拾“善”“美”合一的問題。在革命、精神、道義三重世界的相互關系上，在“善”缺失的史實問題下，雨果顯然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盡管結(jié)尾的回歸不乏理想化的構思，但也證明了盡管人在大部分情況下均受制于歷史的機器，但依然能夠通過精神及道義去把握革命的本質(zhì)，獲取歷史以外的自由。在此意義上，作為道義抉擇主體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這，也就是維克多·雨果對三重世界的詩意裁判，《九三年》在“善”“美”統(tǒng)一的道路上最終走向了復歸。

參考文獻

①《九三年》，維克多·雨果著，葉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