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中西方翻譯三原則

摘要：古今中外，無數(shù)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提出了各自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其中有許多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不約而同地將他們的觀點從三方面進行表述。本文簡要介紹了這些“三原則”。通過對中西方翻譯三原則的研究，促進中西方翻譯研究的交流借鑒，進而促進翻譯學的繁榮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中西方；翻譯；三原則

一、引言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數(shù)字“3”具有特殊的含義和哲學價值。在中國，易學的“天、地、人”三才論與道家的“三生萬物”使它成為人類思辨的第一個“終極狀態(tài)”；在外國，早在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就把“3”稱為完美的數(shù)字，因為它體現(xiàn)了“開始、中期和終結(jié)”，具備神性。在翻譯學領(lǐng)域，數(shù)字“三”的出現(xiàn)頻率非常高，翻譯三原則在中西方翻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國翻譯

1．釋道安

釋道安是我國晉朝最著名的翻譯家之一，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論，被認定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直譯理論。該理論見于其《摩訶缽羅蜜經(jīng)抄序》中， “三不易”,即時俗有異，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三不易也。 釋道安的“三不易”理論將翻譯活動中作者、譯者和讀者三者的關(guān)系聯(lián)系起來了。

2．嚴復(fù)

嚴復(fù)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眹缽?fù)的翻譯觀可概括為“信、達、雅”三個字，“信”是指忠實于原文，“達”是指譯文通順流暢，“雅”是指行文古雅。這是他借鑒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神韻，積累了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豐富經(jīng)驗，以及從事了大量翻譯實踐而得出的結(jié)果。這一翻譯標準對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是我國現(xiàn)當代翻譯理論的開端。

3．林語堂

“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對翻譯理論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提出的“忠實、通順、美”三原則是對嚴復(fù)“信、達、雅”三原則的發(fā)展，在其基礎(chǔ)上融入了美學、心理學和文藝學的內(nèi)容。林語堂的翻譯理念聚焦于“美譯”，他是第一個把美學思想融入翻譯理論的翻譯家。林語堂發(fā)展了嚴復(fù)的翻譯觀，為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4．劉重德

我國著名翻譯家劉重德在其著作《試論翻譯的原則》中提出的“信、達、切”的翻譯標準?！靶拧笔恰靶牌鋬?nèi)容”，即保全原文意義；“達”是“達如其分”，即譯文要通順易懂；“切”是“切其風格”，即譯文要切合原文風格。劉重德認為： “信”是“達、切”的前提，“達”是“信、切”的表現(xiàn)，而“切”是“信、達”的融合。此外，劉重德指出：“要想能夠圓滿地實現(xiàn)信達切這三個原則，一個文學翻譯工作者既要全面掌握外語，又要精通祖國語言，還要具有一定的語言學和文藝學的知識?！?/p>

三、西方翻譯

1．古代翻譯

哲羅姆（St. Jerome）既是出色的翻譯家，又是頗有卓見的翻譯理論家。他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翻譯原則和方法：一是翻譯不能始終字當句對，而必須采取靈活的原則；二是應(yīng)區(qū)別對待“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三是正確的翻譯必須依靠正確的理解。哲羅姆的翻譯原則系統(tǒng)且嚴謹，對后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2．中世紀翻譯

利奧納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是中世紀末意大利影響較大的翻譯理論家，他在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譯序及《論正確的翻譯方法》中提出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可歸納為：（1）譯者應(yīng)當盡可能模仿原作的風格，用譯語進行創(chuàng)作；（2）任何語言都可用來進行有效的翻譯；（3）譯者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才能做好翻譯。布魯尼以譯者、譯文為中心，強調(diào)譯者在處理原作方面的自由，這是人文主義思想在翻譯中的體現(xiàn)。

3．近代翻譯

巴歇·德·梅齊利亞克（Bachet De Meziriac）是法國最早提倡準確翻譯的理論家。17世紀中期，在其發(fā)表的《論翻譯》一文中，他提出譯者必須遵循三項原則：一是不得給原著塞進私貨；二是不得對原著進行刪減；三是不得做有損原意的改動。在自由譯法占壓倒多數(shù)的當時，他主張的準確譯法一枝獨秀，卓爾不群。

維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和教育改革家。他認為：（1）語言決定思想和文化；（2）語言差距大而互不可譯；（3）可譯性和不可譯性是一種辯證關(guān)系。他提出了一種二元論的語言觀，在翻譯界引起了翻譯理論家關(guān)于語言的可譯性和不可譯性的爭論。

亞歷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щкин）是19世紀俄國最突出的翻譯家，他的翻譯觀要點有三：一、譯者在選擇原文材料上必須有自己的主張，不能人云亦云，受別人思想的支配；二、譯者在處理原著的過程中，應(yīng)當享有充分的自由；三、原著獨具的特色，譯者必須盡量保留。

4．現(xiàn)、當代翻譯

到了20世紀，西方越來越多人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興趣，其中：

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的譯作在英國翻譯史，特別是在東方文化的譯介方面占有及其顯著的地位。他所遵循的翻譯原則有三：（1）譯文必須立足于忠實原作，準確地再現(xiàn)原作風格；（2）譯文必須通順流暢，特別是譯詩，必須給人以自然而優(yōu)美的感受；（3）不同的內(nèi)容必須采取不同的譯法。

弗斯（J.R. Firth）是倫敦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首個把該派的語言學理論運用于翻譯研究。他認為：（1）語言分析是翻譯的基礎(chǔ)；（2）完全的翻譯不等于完美的翻譯；（3）在任何兩種語言的翻譯中，原語中某些意義的表達方式是不可能譯成完全對等的目的語的。弗斯的社會語境思想和方法在翻譯研究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為傳統(tǒng)的翻譯課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開辟了新的途徑。

四、結(jié)論

總之，中國和西方的翻譯理論都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不斷發(fā)展的，而兩者之間既有不同之處，又有共通之處。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fā)展階段雖然不平行，但二者的發(fā)展歷程相似；中西方翻譯原則風格各異，如中國翻譯理論言簡意賅，西方翻譯理論注重邏輯，但究其本質(zhì)含義相近。由于作者能力所限，并未對中西方翻譯三原則進行深入的評述分析。

參考文獻：

[1].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8. 

[2]. 馬建忠《擬設(shè)翻譯書院議》，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 

[3]. 林語堂《論翻譯》，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 

[4]. 劉重德《試論翻譯的原則》，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 

[5]. 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