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再批判與再解讀

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及“新啟蒙”思潮的問題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文學史觀的提出有其價值與合理性。它以“世界文學”作為參照系統(tǒng)，從“審美的角度”來把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打通了長期以來“近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界限和疆域，改變了長期以來以政治標準衡量文學價值的研究格局，拓展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文學史書寫的新視野。然而，這種文學史觀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當它把“改造民族的靈魂”看作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主題，并用“悲涼”或“與古典悲劇感絕然相異的現(xiàn)代悲劇感”①概括其美感特征時，就把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排除在外了。在這方面，“新文學整體觀”與“重寫文學史”的理論構想和文學史實踐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其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被取消、否定了”②。很顯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十七年文學”“延安文藝”的美感特征絕不是“悲涼”或“現(xiàn)代悲劇感”，而是洋溢著革命勝利喜悅和樂觀主義信念的“崇高”?！斑@種文藝描繪了廣闊的人民的世界，表現(xiàn)了勞動群眾的偉大斗爭，反映了社會主義新世界的興盛，反映了共產(chǎn)主義新人的誕生和成長。”③既然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的美感特征不能用“悲涼”或“現(xiàn)代悲劇感”來概括，那么只好排除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者的視域之外了。但問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和組成部分，拋開了它，20世紀中國文學不僅會失去其有機整體性，而且會黯然失色。以這種文學史觀所展開的文學研究必然是偏頗的，所重寫的文學史必然是主觀的、殘缺的、破碎的。

對于這種文學史觀所存在的問題，不斷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提出尖銳批評。在這種文學史觀提出不久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有學者就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關系角度發(fā)出質問：“你們?yōu)槭裁椿乇苌鐣髁x？談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社會主義是個關鍵性的問題，繞不過去的。無論是當年的思潮，還是今天的實踐，你們都必須認真面對?！雹茉?0世紀90年代，有學者針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的理論盲點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太忽視社會主義文學”⑤。也有學者撰文指出這種文學史觀的錯誤傾向及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產(chǎn)生的不良影響?！八麄儼研聲r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理解為非左翼文學戰(zhàn)勝左翼文學、非馬克思主義文藝清除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的影響的研究過程?！雹藿陙恚杂胁簧賹W者對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學史研究和書寫及其危害提出批評。“若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過度的‘去政治化’，那文學與政治結緣的真實面目就闡述不清了，成功的歷史經(jīng)驗和沉痛的歷史教訓也會忘得精光?！雹摺斑@種行為的危害就是，它拒絕了歷史提供的各種文化經(jīng)驗進入現(xiàn)實的可能。歷史被封存、消費，它所攜帶的經(jīng)驗和智慧也隨之消散，人類的發(fā)展進步就失去了根據(jù)，一個國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體失憶，進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關鍵的是，現(xiàn)實失去歷史的邏輯支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為懸而無著、搖蕩無根的浮萍?！雹?/p>

對于這種文學史觀所存在的問題，上述批評都是切中肯綮的。但是，這種文學史觀的哲學和文化基礎是什么？是否存在問題？上述批評并沒有深入探討。針對這種文學史觀提出批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剖析和反思這種文學史觀的哲學和文化根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清理出可靠的地基。

雖然“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的價值在近年來“紅色經(jīng)典”熱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視和討論，但這種研究仍然把“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孤立起來，切斷了它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有機聯(lián)系?！笆吣辍鄙鐣髁x文學有其獨特的思想主題和美感特征，但是這種思想主題和美感特征并非突然出現(xiàn)，而是對“延安文藝”的繼承和發(fā)展。其實，“延安文藝”的思想主題和美感特征也不是突然出現(xiàn)的，它與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有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而“左翼文學”不可能與“五四文學”沒有聯(lián)系。這樣說來，20世紀中國文學仍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著內在的發(fā)展脈絡。只不過這個發(fā)展脈絡和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的理解大不相同。從“五四文學”到“左翼文學”，再到“延安文學”和“十七年文學”，其內在的發(fā)展脈絡是什么，其共同的思想主題和美學風格是什么？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者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也是這一文學史觀的理論盲區(qū)。為什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會存在這個理論盲區(qū)？需要進一步探討這種文學史觀背后的哲學和社會文化思潮。只有弄清這種文學史觀深層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所存在的問題，才能清理出新文學史觀確立的地基。

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史觀與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啟蒙”思潮密切相關，而“新啟蒙”思潮是以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說為基礎的。李澤厚認為，在“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做到了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但是隨之而來的民族危亡和革命戰(zhàn)爭“擠壓了啟蒙運動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義乘機復活，這使許多根本問題并未解決”，“特別是近三十年的不應該有的忽略，終于帶來了巨大的苦果”。⑨這一論述把啟蒙與救亡對立起來，把思想啟蒙和革命實踐活動對立起來，把“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與封建主義的乘機復活聯(lián)系起來，目的是通過繞開甚至否定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實踐，呼喚新的啟蒙。這一論述不僅為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和實踐方向，而且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研究視野和闡釋框架?！?0年代現(xiàn)代文學研究所確立的‘思想框架’和‘歷史動力’，正是建立于李澤厚對50—7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解構的基礎上的?！雹獾拇_，“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和“重寫文學史”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的取消和否定，與李澤厚對50-7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的解構具有一脈相承之處。當中國革命的合法性與必然性因其擠壓了啟蒙理想而遭到質疑，社會主義實踐的合法性與必然性因其前進道路上的挫折遭到解構之后，社會主義文學的合法性便成了問題，被取消和否定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說對啟蒙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偏頗和誤區(qū)。這種啟蒙觀實質上來自于當時的西方話語，因為西方學者史華茲和舒衡哲都早于李澤厚提出了類似觀點。雖然李澤厚認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是自己的發(fā)現(xiàn)，但不少學者認為這一觀點來自于舒衡哲。(11)在西方思想話語體系中，啟蒙所指的就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等人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理想以及為實現(xiàn)這種價值理想而進行的漸進的思想文化教育實踐活動，而不是盧梭所提出的，通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實現(xiàn)上述價值理想的思想和實踐方案?？ㄎ骼赵凇秵⒚烧軐W》中說：“啟蒙運動經(jīng)受住了它的最危險的論敵的攻擊，并成功地從他的攻擊下保護了只屬于它的財富，這一點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啟蒙運動的力量，表明了啟蒙思想的嚴格統(tǒng)一性。”(12)這里，“最危險的論敵”所指的就是盧梭。彼德·蓋伊在《啟蒙時代》中說：“盧梭并不完全屬于啟蒙運動的陣營，但他是屬于啟蒙運動的?！?13)從這些研究啟蒙問題的西方權威論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激進的盧梭一直被排除在啟蒙思想家的陣營之外。舒衡哲在20世紀中國啟蒙問題上的見解，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以及后來他所說的，啟蒙指的是“個體的自由、人權、民主”，這些東西被“幾十年革命以集體名義扼殺了”(14)，顯然都與上述西方啟蒙話語具有一脈相承之處。這種啟蒙話語的問題在于，它把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實踐對立起來，認為革命斗爭實踐壓制和中斷了思想啟蒙的進程，沒有看到思想啟蒙必然會導向社會革命實踐，社會革命實踐的過程也是一種啟蒙的過程。這種啟蒙觀以大有問題的西方啟蒙話語衡量和裁剪20世紀中國啟蒙的歷史事實，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在所難免。

針對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也有學者不斷提出質疑，并在質疑的基礎上嘗試提出新的觀點。姜義華指出：“啟蒙與救亡、啟蒙與現(xiàn)代化建設之間的實際關系，比之目前論者所作的一些概括要遠為復雜。以城鄉(xiāng)區(qū)別論，如果在鄉(xiāng)村中救亡與啟蒙、戰(zhàn)爭與啟蒙常常產(chǎn)生沖突，那么在城市中，救亡與啟蒙、戰(zhàn)爭與啟蒙則更多地表現(xiàn)為互相促進?！谷站葒鼘⒚捎^念大范圍地拓展至窮鄉(xiāng)僻壤。足證救亡并未壓倒啟蒙，而正促進了啟蒙?！?15)這一看法指出了20世紀中國啟蒙與救亡關系的復雜性，并指出救亡促進了啟蒙，但論者的觀點并不徹底，并且自相矛盾。論者一方面說中國鄉(xiāng)村中救亡與啟蒙產(chǎn)生沖突，一方面又說抗日救國將啟蒙觀念拓展至窮鄉(xiāng)僻壤的鄉(xiāng)村，證明了“救亡并未壓倒啟蒙，而正促進了啟蒙”。周平遠在這個問題上表達了更透徹的觀點：“‘五四’的科學民主精神和文化啟蒙傳統(tǒng)，同蘇區(qū)的社會變革和戰(zhàn)爭動員的現(xiàn)實需要又悄然融匯、緊密結合。在這一意義上‘革命壓倒了啟蒙說’不但不能成立，并且恰恰相反，革命不但沒有壓倒啟蒙，反而最大限度地推動了啟蒙、促進了啟蒙、普及了啟蒙。因為它將啟蒙對象，由市民推向了農(nóng)民。正因為有了最廣泛的革命啟蒙和戰(zhàn)爭動員，蘇區(qū)才可能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以一己之力抵御著國民黨舉全國之力所進行的反復的軍事‘圍剿’，并堅持了長達7年之久。”(16)這一觀點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出發(fā)，對于“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給予了有力反駁。然而，這種啟蒙的內涵是什么？它與李澤厚的來自于西方啟蒙話語的啟蒙是同一個啟蒙嗎？或者說，這兩種啟蒙在性質上是一樣的嗎？對于這個問題，論者并未進一步探討。在這個問題上，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實踐是一種新啟蒙。論者指出：《講話》中所說的“啟蒙(運動)”與此前的啟蒙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路向、結構和內涵，“啟蒙的方向不再瞄向西方的民主、科學、自由、平等，而轉向一套既超越資本主義，又契合中國‘現(xiàn)實’的思想、觀念、政治、革命理論體系”?！耙浴吨v話》為核心的系列文獻，在革命、政治的話語中不僅僅包含了啟蒙的維度，還由于它采用一套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類道物’，從而打碎了舊式的啟蒙鏈條，改寫了啟蒙的邏輯，替換了啟蒙的內容與資源，重建了啟蒙的結構，扭轉了啟蒙的方向?！?17)這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新啟蒙觀。它突破了西方啟蒙話語以及李澤厚等人對啟蒙的狹隘理解，認為《講話》等文獻所確立的啟蒙的內容和資源已經(jīng)不是西方的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的觀念，而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這種對啟蒙的理解具有值得重視的意義，因為它能夠更好地解釋中國革命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并走向最終勝利的歷史。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并不是共產(chǎn)黨在延安時期的發(fā)明，而是有其歷史淵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在西方工人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它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信仰，并轉化為中國革命的思想動力和理論資源。正是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中國革命才找到了正確方向；正是在中國革命歷史中越來越多的人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中國革命才取得了最終勝利。中國革命從最初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斗爭到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獲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過程。那么，科學社會主義的啟蒙是一種啟蒙嗎，或者說，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啟蒙思想嗎？如果是的話，它與現(xiàn)代西方啟蒙話語以及李澤厚等人所理解的啟蒙有何不同？弄清這一問題，將有助于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因為20世紀中國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與啟蒙不可分割，對于啟蒙的不同理解會導致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不同理解，也必然會導致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不同理解。既然以西方啟蒙話語為基礎的“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說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解釋上存在很大問題，以這種說法和“新啟蒙”思潮為基礎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存在著理論盲區(qū)，那么就需要為20世紀中國文學確立新的地基。社會主義啟蒙或許能夠成為這樣的新地基。

二、社會主義啟蒙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

在社會主義啟蒙及其在中國發(fā)展的問題上，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啟蒙，并把它與通常所理解的啟蒙進行梳理和比較，指出了兩種啟蒙的差異及其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中的作用：“事實上從‘五四’時期開始至1949年，我國的啟蒙運動一直是兵分兩路，沿著兩個軌道并行發(fā)展：一路是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一直在進行西方那種民主、自由、人權、個性解放等等的啟蒙；另一路則是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直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工農(nóng)革命、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等的啟蒙。這兩路兵馬在救亡、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都有過聯(lián)合與合作。”(18)更有不少學者進一步提出馬克思主義啟蒙的概念并強調了它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啟蒙運動”(19)；在中國現(xiàn)代啟蒙歷史中，“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本身就是啟蒙的重要過程，即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啟蒙運動的主要力量與思想資源”(20)；馬克思主義具有“啟蒙和批判的雙重特質”，“是真正科學的、超越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啟蒙話語”。(21)馬克思主義啟蒙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它突破了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啟蒙話語，給重新闡釋20世紀中國歷史和20世紀中國文學提供了新視野和新地基。不過，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啟蒙是一個更為恰切的概念。其一，馬克思主義是繼承者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命名，社會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命名，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準確的表述是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而現(xiàn)在一般所說的社會主義所指的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其二，馬克思主義包括政治經(jīng)濟學、唯物辯證法和科學社會主義，雖然這三個部分彼此聯(lián)系并且都對工人階級具有啟蒙作用，但科學社會主義更具有啟蒙的理想指向和實踐品格；其三，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思想形態(tài)，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形態(tài)，而且是一種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制度形態(tài)，社會主義啟蒙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另外，上述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是一種啟蒙思想以及它與西方現(xiàn)代啟蒙話語的區(qū)別尚缺乏必要的論證。所以，本文從“什么是啟蒙”入手，討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啟蒙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

(一)什么是啟蒙？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啟蒙概念形成于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在這一時期，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號召，通過思想文化教育的方式，引導大眾為爭取自己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而斗爭。在這些啟蒙思想家，尤其是盧梭思想的影響和引導下，資產(chǎn)階級和平民大眾獲得了覺醒。他們團結起來與封建貴族展開斗爭，最后推翻了封建貴族統(tǒng)治，建立了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頒布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從此以后，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等啟蒙的價值理想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確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西方文化的擴張，這些啟蒙的價值理想對現(xiàn)代世界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科說：啟蒙運動“是一組政治的、經(jīng)濟的、體制的和文化的事件，我們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個事件”(22)。這樣，啟蒙就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性和超越性的實踐概念。其歷史性是指，啟蒙是在一定歷史階段某個民族或國家發(fā)生的影響廣泛的思想文化運動；其超越性是指，啟蒙是一個為實現(xiàn)啟蒙價值理想而行動的永未完成的過程。就啟蒙的歷史性而言，有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英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啟蒙運動，也有20世紀的中國“五四”啟蒙運動，并且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啟蒙運動在內涵上和訴求上并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就啟蒙的超越性而言，18世紀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理想具有超越性，它是指向人類未來的，這就注定每一次具體的啟蒙運動都只是人類啟蒙的一個階段或一個環(huán)節(jié)。

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從“啟蒙”一詞的形成過程中也可以體現(xiàn)出來。在法語中，lumieres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光明”，當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用這個詞的復數(shù)大寫形式來指稱自己所從事的思想和文化啟蒙事業(yè)，并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稱為“啟蒙世紀”“理性時代”“啟蒙時代”的時候，就把“光”和“光明”的隱喻意義如希望、理想、進步、理性等賦予了“啟蒙”一詞和正在蓬勃展開的啟蒙運動。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示范和影響下，英國、美國、德國也開始了自己的啟蒙運動。在“五四”時期，西方啟蒙運動的影響進一步擴展到中國。“現(xiàn)代中文里的‘啟蒙’(古文中早就有這個詞)、英文的Enlightenment和德文的die Aufklaerung，均是對法文les lumieres的翻譯。”(23)這就意味著啟蒙不僅包含著一種指向未來的美好希望和理想，而且是一個用光明照亮黑暗、用理性批判愚昧、用進步取代落后的實踐過程。這樣，啟蒙就成為一個指向未來的具有實踐品格的概念。

事實上，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是這樣從理論上界定啟蒙的?！皢⒚删褪侨祟惷撾x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jīng)別人引導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24)康德所說的“不成熟”既指“未成年者”，又指“法律或公民的不成熟”。這種不成熟是由于不經(jīng)別人引導就缺之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而導致的。脫離這種不成熟，即完全成熟，就是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自己思維，就是擺脫成見和迷信，也就是啟蒙?！皬拿孕胖薪夥懦鰜砭徒凶鲉⒚??！?25)就個人而言，脫離未成年的不成熟狀態(tài)需要啟蒙；就人類而言，脫離未成年的不成熟狀態(tài)同樣需要啟蒙。如果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一個從幼年到成年，即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fā)展歷程的話，那么人類就需要不斷啟蒙。啟蒙對人類而言，就是一個不斷啟蒙的永未完成的實踐過程。

從啟蒙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和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對于啟蒙一詞的理解和界定來看，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存在著對立統(tǒng)一關系。一方面，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是統(tǒng)一的。從總體上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科學、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價值內容與光明、進步、成熟等啟蒙的理想是統(tǒng)一的。人類的啟蒙過程就是上述價值內容實現(xiàn)的過程，上述價值內容的實現(xiàn)就是人類啟蒙理想的實現(xiàn)。這種歷史性和超越性的統(tǒng)一把我們這個時代與18世紀啟蒙時代聯(lián)系起來。另一方面，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又是對立的。啟蒙的歷史性本身就意味18世紀啟蒙運動所提出的上述價值內容不是籠統(tǒng)的，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啟蒙思想家那里有著不同內容的規(guī)定。超越性的人類啟蒙理想的實現(xiàn)，必然是某種價值內容的實現(xiàn)。這種歷史性和超越性的對立，把我們這個時代與18世紀啟蒙時代區(qū)別開來。

如果我們既看到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的統(tǒng)一，又看到二者的對立，就可以這樣來理解啟蒙：啟蒙就是以科學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大眾，使大眾獲得理性和覺醒，從而爭取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等權利的實踐過程。在這里，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等權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發(fā)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內容規(guī)定，爭取這種權利的實踐過程有可能是溫和的和漸進的，也有可能是暴力的和激進的。也就是說，究竟什么是科學和理性，究竟是什么樣的自由和平等，究竟哪些人享有民主和人權，如何實現(xiàn)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不同啟蒙思想家的啟蒙思想和實踐方案往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對立。彼此不同甚至對立的啟蒙思想雖然都可以籠統(tǒng)地稱為啟蒙思想，但卻屬于不同性質的啟蒙思想，會把人類引向不同的道路。所以，啟蒙并非既定的概念和抽象的價值理想，而是不同價值理想的歷史展開和實現(xiàn)過程。隨著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終結，人類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在新的歷史階段里所出現(xiàn)的資本主義專制和蒙昧需要新的啟蒙。對于這種新的啟蒙，我們應當給予新的命名。當我們這樣來理解啟蒙的時候，長期以來被遮蔽的社會主義啟蒙問題就會浮現(xiàn)出來。

(二)社會主義啟蒙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

長期以來，許多西方學者就是從歷史性和超越性的統(tǒng)一來理解啟蒙的。他們把18世紀啟蒙運動所提出的科學、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理想看作是人類的價值理想，把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漸進的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啟蒙實踐方案看作是唯一的啟蒙實踐方案。他們認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價值理想就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目標和方向，世界歷史就是朝著這個目標和方向的運動；反過來看，18世紀啟蒙運動就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起點，以后的世界歷史就是在這個起點上的延續(xù)。他們相信，雖然社會中仍然存在著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方面的諸多問題，但是只要在現(xiàn)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經(jīng)過不斷變革，啟蒙的理想終將實現(xiàn)；也只有在現(xiàn)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啟蒙的理想才能夠實現(xiàn)。如果試圖通過一場革命改變現(xiàn)有的制度來實現(xiàn)啟蒙的理想，只能帶來革命的暴政，這就背離了啟蒙的初衷?？档掠幸痪涿越?jīng)常被用來支持這種觀點：“公眾只能逐漸地獲得啟蒙。一場革命也許會導致一個專制的衰落，導致一個貪婪的或專橫的壓制的衰落，但是它決不能導致思想方式的真正變革。而新的成見就像老的成見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乏思想的民眾的韁繩?！?26)這樣，帶有暴力色彩的革命就被看作是對啟蒙精神的背叛，經(jīng)由暴力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被看作是世界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需要戰(zhàn)勝或“不戰(zhàn)而勝”的異端。這就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上必然得出的結論。

顯然，這種啟蒙話語只不過是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說辭。資產(chǎn)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剝削和統(tǒng)治，總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7)，進而把自己的階級利益說成是全人類的利益。對此，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chǎn)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chǎn)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xiàn)；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chǎn)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chǎn)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xiàn)為，而且也只能表現(xiàn)為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共和國?！?28)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18世紀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啟蒙價值理想雖然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確立，但實質上它只屬于資產(chǎn)階級；對于無產(chǎn)階級來說，啟蒙的價值理想永遠無法真正得到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的啟蒙話語最終只能成為人類啟蒙理想實現(xiàn)的障礙。其問題就在于，它只是看到啟蒙的歷史性與超越性統(tǒng)一的一面，把啟蒙與18世紀啟蒙運動等同起來，把18世紀啟蒙運動之后的歷史簡化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沒有看到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于18世紀啟蒙價值理想的繼承，否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與進步性及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如果我們從啟蒙的歷史性和超越性對立的一面出發(fā)，那么社會主義啟蒙就會浮出歷史的地表。1848年《共產(chǎn)黨宣言》的發(fā)表，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誕生?？茖W社會主義思想繼承了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價值理想的形式，同時又批判性地指出這種價值理想只不過是資產(chǎn)階級的價值理想，在此基礎上，賦予這種價值理想以無產(chǎn)階級的內容規(guī)定，使這種價值理想實現(xiàn)了革命性的飛躍，獲得了嶄新的時代內容。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中，自由、平等和民主不再屬于抽象的“人”和“人類”，也不屬于資產(chǎn)階級，而是屬于無產(chǎn)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旗幟鮮明地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chǎn)階級上升為統(tǒng)治階級，爭得民主?！?29)“平等，作為共產(chǎn)主義的基礎，是共產(chǎn)主義的政治的論據(jù)?！?30)“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chǎn)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31)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既是對18世紀啟蒙運動的價值理想的繼承，又是對它的全面超越。如果我們把這種啟蒙稱為社會主義啟蒙的話，那么西方啟蒙話語所理解的啟蒙則屬于自由主義啟蒙。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啟蒙的價值理想，而且用社會主義思想啟蒙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的引領下，各國無產(chǎn)階級獲得了自我啟蒙。他們從資產(chǎn)階級的蒙昧統(tǒng)治中覺醒，認清了自身承受剝削和壓迫的現(xiàn)實處境以及造成這種處境的階級根源，獲得了斗爭的決心和勇氣，積極投身到爭取屬于本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去。這個過程就是社會主義啟蒙的過程。隨著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展，蘇聯(lián)和中國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啟蒙及其實踐真正改變了世界格局，開辟了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新方向。

中國自近代以來所面臨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以及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決定了中國啟蒙道路的復雜性。經(jīng)過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進步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與現(xiàn)代世界格格不入，要想使中國獲得進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全面借鑒西方文化，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全面改造，再造新文明。于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思潮洶涌而入。其中，既有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學說，也有無政府主義；既有杜威的實驗主義，也有新村主義。這些來自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打開了進步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并且，這些“主義”的信仰者進一步走上了啟蒙大眾的道路，宣傳和踐行這些“主義”。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進步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走上了用社會主義思想啟蒙大眾的道路。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革命的深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新村主義等西方思想文化逐漸在中國銷聲匿跡，失去其影響力，許多知識分子選擇信仰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學說，并在文化教育領域宣傳這種思想主張，但更多的革命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用這種思想啟蒙廣大工人階級和農(nóng)民群眾。“他們從‘叛逆者’變成了‘革命者’，從‘人的解放’的鼓吹者變成了‘階級解放’的信仰者和實踐者。馬克思主義不僅解釋了歷史和現(xiàn)實，而且為他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回到自己的社會的道路?！?32)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證明，社會主義啟蒙占據(jù)了啟蒙的主導地位，贏得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正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獲得了社會主義啟蒙，獲得了斗爭的決心和勇氣，勇敢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去，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民族獨立的目標才得以實現(xiàn)。這樣看來，中國之所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啟蒙壓倒了自由主義啟蒙。

社會主義啟蒙之所以能夠在與其他各種啟蒙思想的自由競爭中獲得成功，是由中國社會的性質及其所面臨的歷史任務決定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人民既要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又要反抗封建勢力的壓迫。以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人權學說為思想資源的自由主義啟蒙思想能夠為中國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不能為中國人民提供反抗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社會主義啟蒙思想不僅能夠為中國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而且能夠為中國人民提供反抗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同時，由于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力量的弱小，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只能落在廣大人民群眾的肩上。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他們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啟蒙的價值理想，是屬于無產(chǎn)階級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所以，只有社會主義啟蒙思想才能占領廣大人民群眾，中國革命勝利是社會主義啟蒙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33)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自近代以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以及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得到階段性完成。中國革命勝利的成功經(jīng)驗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革命勝利之后，要發(fā)展中國，同樣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拔鞣劫Y產(chǎn)階級的文明，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chǎn)。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jīng)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大同?！?34)要在一窮二白的舊中國的基礎上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環(huán)伺下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就要對人民群眾繼續(xù)進行社會主義啟蒙，使他們成為一代新人。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胡適的自由主義啟蒙思想遭到清算，社會主義啟蒙思想借助黨和國家政權的力量成為主導意識形態(tài)。黨和國家及其意識形態(tài)宣傳機構通過報紙、廣播、電影、戲劇等傳播媒介，講述中國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故事，使社會主義思想逐漸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心中。正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獲得了社會主義啟蒙，他們才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奉獻智慧和力量，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在工業(yè)、農(nóng)業(yè)、國防、醫(yī)療衛(wèi)生和教育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當然，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極左錯誤。在西方學者看來，這種左的東西所導致的集權專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所無法避免的。所以，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為自由主義大唱贊歌，希望西方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不戰(zhàn)而勝”。正是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當新時期改革開放之際，一些中國學者提出了重回“五四啟蒙”傳統(tǒng)，再次進行科學、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啟蒙的主張，并在思想文化教育領域進行了頗有影響的啟蒙實踐，這就是新時期的“新啟蒙”思潮。在他們看來，之所以要進行“新啟蒙”，是因為“五四啟蒙”傳統(tǒng)中斷了，被救亡壓倒了。其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極左錯誤和集權專制，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問題，不如說是中國封建傳統(tǒng)太過強大所致。這一點，即使是“新啟蒙”的倡導者，也給予了強調，“新啟蒙”論者的偏頗之處就在于，他們像西方學者一樣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左傾錯誤與集權專制看作是社會主義自身的東西，把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看作是解救中國封建專制的靈丹妙藥，卻沒有看到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啟蒙價值理想也無法得到真正實現(xiàn)，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啟蒙思想正是對于18世紀啟蒙價值理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他們所張揚的“新啟蒙”實質上起到了漠視、質疑甚至否定社會主義的作用。這種觀點顯然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事實不符，中國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廣泛深入的社會主義啟蒙是分不開的。沒有社會主義的傳播，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啟蒙，中國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如果單純從反封建的角度出發(fā)，那么張揚“新啟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所承擔的不僅是反封建的任務，同時還承擔著使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自由的任務，另外還面對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比較、競爭。這就需要堅持社會主義，繼續(xù)進行社會主義啟蒙。事實上，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既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者對于社會主義理解的逐步深化，也是社會主義思想對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又一次啟蒙。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各種原則和價值理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使廣大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陷入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境地，所以社會主義啟蒙才成為時代的必然；正是因為有了啟蒙思想家對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原則和價值理想的探索，才給社會主義啟蒙的價值理想提供了路標和方向。尤其是盧梭的平等思想和建立在“公意”基礎上的人民主權思想，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啟蒙思想深有影響?！榜R克思從盧梭那里學到許多東西?！?35)從這個意義上說，在18世紀啟蒙運動之后，啟蒙分化為兩種不同類型，自由主義啟蒙和社會主義啟蒙。在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這兩種啟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自由主義啟蒙只是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副部主題和階段性的次要旋律，社會主義啟蒙才是真正的總主題和主旋律。

三、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及其社會主義啟蒙性質

文學藝術和啟蒙具有天然聯(lián)系。啟蒙是新思想、新觀念對于蒙昧大眾的思想照亮和道路引導，它最終需要落實在大眾的自我覺醒和自主行動上。當大眾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念，獲得了自我覺醒和行動勇氣并按照新思想和新觀念去生活和行動的時候，啟蒙的目標就實現(xiàn)了。所以，啟蒙是一個過程，是率先獲得新思想和新觀念的啟蒙者對于大眾的啟蒙，同時也是大眾獲得新思想和新觀念的自我啟蒙。在大眾獲得自我啟蒙的過程中，文學藝術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文學藝術的情感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大眾的思想觀念和靈魂，使他們獲得行動的勇氣。啟蒙需要文學藝術的參與，進步的文學藝術也必然能夠起到啟蒙作用。從改變思想觀念和靈魂的角度看，在啟蒙運動中，啟蒙就是文學的啟蒙，文學就是啟蒙的文學。在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是如此，在中國“五四”啟蒙運動中是如此，在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啟蒙運動中也是如此。

20世紀中國文學與20世紀中國啟蒙事業(yè)存在著彼此不可分割的共生關系。一方面，啟蒙賦予了20世紀中國文學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使其成為新文學；另一方面，20世紀中國文學全面深入地參與到了啟蒙事業(yè)之中，成為中國啟蒙事業(yè)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啟蒙的文學；20世紀中國啟蒙就是文學藝術的啟蒙。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和特征，那就是“啟蒙”。在這一點上，黃子平等人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把握是準確的。他們指出：“啟蒙的基本任務和政治實踐的時代中心環(huán)節(jié)，規(guī)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自己的總主題，因而思想性始終是對文學最重要的要求，順便也左右了對藝術形式、語言結構、表現(xiàn)手法的基本要求。”(36)但是，由于黃子平等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觀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啟蒙觀基礎上的，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啟蒙真正改寫了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真正改造了民族的靈魂，所以他們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和特征的認識是不正確的，對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脈絡和有機整體性的把握是不準確的。20世紀中國啟蒙的歷史就是自由主義啟蒙和社會主義啟蒙既合作又斗爭的歷史，并且呈現(xiàn)出自由主義啟蒙向社會主義啟蒙演進的趨勢，最終是社會主義啟蒙壓倒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啟蒙的價值理想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確立。在社會主義啟蒙的視域中，20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和發(fā)展主流上看，具有社會主義啟蒙的性質和特征。這種性質和特征使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了有機整體性，并通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敘事結構和語言形式表現(xiàn)出來。

(一)20世紀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性質

20世紀中國社會革命的性質和社會發(fā)展歷程決定了社會主義啟蒙一直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底色和主旋律。雖然在某個歷史階段某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具有自由主義啟蒙的色彩，但這些作品實際上對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和中國歷史進程并沒有產(chǎn)生多么大的影響。它們的影響事實上是在新時期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擴大的，然而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新時期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是大有問題的。從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進程和文學發(fā)展進程來看，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和主流具有社會主義啟蒙性質。20世紀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性質，是由20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

在“五四”以后，中國產(chǎn)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領導的共產(chǎn)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chǎn)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chǎn)階級和中國共產(chǎn)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lián)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jīng)濟學方面，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fā)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7)

毛澤東在這里不僅總結了此前20年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而且指明了此后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魯迅的方向”。就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20年發(fā)展的歷史而言，它是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是“共產(chǎn)主義的文化思想”在文學藝術領域的“極大的發(fā)展”和“極大的革命”。就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此后的發(fā)展而言，它是沿著此前20年的發(fā)展軌跡并沿著魯迅所開創(chuàng)的方向繼續(xù)前進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國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8)“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蓖瑫r，“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nóng)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它們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39)由此看來，在毛澤東的論述中，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對于“五四”新文化“科學”和“民主”思想的繼承和進一步發(fā)展。它不僅繼承了“五四”“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和形式，而且賦予其革命性的思想和內容，“科學”在這里不僅是指一種客觀知識和真理，而且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民主不再是一種抽象的啟蒙價值和目標，也不再是局限于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民主，而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nóng)大眾的民主。毛澤東不僅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對“五四”新文化的繼承和進一步發(fā)展，而且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將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屬于“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個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chǎn)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chǎn)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fā)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40)當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之后，那么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也自然轉變?yōu)樯鐣髁x文化。這種轉變是由中國社會革命的性質決定的，是歷史的必然。

既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屬于無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其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nóng)大眾的“科學”和“民主”的啟蒙就必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啟蒙。在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民族獨立的目標得到實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得到確立，但是國家富強的目標并未實現(xiàn)，仍然需要對工農(nóng)大眾進行社會主義啟蒙。要對工農(nóng)大眾進行社會主義啟蒙，就需要文學藝術的參與。什么樣的文藝能夠對工農(nóng)大眾進行社會主義啟蒙？文藝工作者怎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這種文藝？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系統(tǒng)全面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成為此后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指南。

總之，20世紀中國文學正是在對工農(nóng)大眾進行社會主義啟蒙的過程中，獲得了社會主義啟蒙性質，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社會主義啟蒙作用。這樣，在“五四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以及新時期文學之間就具有了內在聯(lián)系，而社會主義啟蒙則是這種內在聯(lián)系的邏輯主線。

(二)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

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把20世紀中國文學看作一個時間尺度概念，而是把它作為與古典文學異質的新文學概念，那么毫無疑問“五四文學”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fā)端。只有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后，文學才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形成新的特征，成為新文學。這種新的特征一直延續(xù)下來，并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豐富發(fā)展，衍變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特征和發(fā)展脈絡。其總體特征就是社會主義啟蒙訴求從自發(fā)走向自覺，其發(fā)展脈絡就是文藝越來越走向大眾化。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第一個十年，也就是從1917年“文學革命論”的提出到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束，新文學就具有了社會主義啟蒙的訴求和大眾化的主張。只不過這種訴求和主張還處于自發(fā)的萌芽狀態(tài)，它與自由主義啟蒙的文學訴求和主張混雜在一起，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自覺。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41)這種文學革新，不僅包括文學內容的革新，用現(xiàn)代思想內容取代封建思想內容；而且包括文學形式的革新，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二者缺一不可，沒有現(xiàn)代思想內容，文學就無法給民眾提供新思想的啟蒙；沒有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文學就不能更好地表現(xiàn)現(xiàn)代思想情感，不能為平民大眾所接受，無法起到啟蒙民眾的作用。那么從思想內容方面看，新文學之新的表現(xiàn)是什么呢？就是當時形成廣泛影響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正是在“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五四文學”表達了啟蒙思想和啟蒙訴求。如果說“人的文學”帶有自由主義啟蒙色彩的話，那么“平民文學”則蘊含著社會主義啟蒙思想。之所以說是“蘊含著”，是因為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對于“平民文學”的理解并不一致。周作人所理解的“平民文學”是與貴族精神相對的平民精神的文學；胡適所理解的“平民文學”是傳統(tǒng)文化中本身就包含的民間文學；魯迅所理解的“平民文學”則是反映中國社會現(xiàn)實和下層民眾生活的文學。這種對“平民文學”理解的分歧一方面說明“五四文學”的啟蒙思想的豐富性，另一方面說明社會主義啟蒙思想在此時就已經(jīng)蘊含在文學觀念和文學作品之中了。魯迅為“聽將領”而創(chuàng)作的《吶喊》，就是他的“平民文學”觀念的表達，也是他的啟蒙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他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而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2)正是這種“改良人生”的啟蒙主義使魯迅轉向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的《故鄉(xiāng)》《祝?！贰犊滓壹骸贰栋正傳》《一件小事》等作品不僅深刻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而且充滿了對下層勞動人民的同情。正是因為有了對被剝削和被奴役的下層民眾的這種情感態(tài)度，所以魯迅才能夠寫出他們的苦難并揭示出他們苦難的根源，表達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情感。這可以看作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但是其深刻之處在于，他并沒有止于這種批判，而是進一步思考這些下層民眾如何才能獲得解放和覺醒。當一些人從反封建的自由主義啟蒙立場為“娜拉出走”大唱贊歌的時候，魯迅進一步思考的是“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在魯迅看來，娜拉走后要想避免“墮落或回來”的命運，就要“在經(jīng)濟方面得到自由”(43)。實現(xiàn)經(jīng)濟制度的變革，使無產(chǎn)階級獲得經(jīng)濟上的平等和自由，正是社會主義啟蒙思想的根本宗旨。由此看來，魯迅在這一時期所表現(xiàn)出的同情下層勞動人民的思想立場和情感態(tài)度以及他所提出的經(jīng)濟上的解決方案，為他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提供了情感基礎和思想基礎。不過，在“新啟蒙”思潮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所關注的不是魯迅的馬克思主義轉向，而是強調他對“國民性”以及造成這種“國民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王富仁這樣總結：“當時的轉變就從魯迅研究開始，就從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入手，就從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入手，開始重新奠定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價值標準和思想基礎?！?44)由此看來，新時期的魯迅研究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它抹殺了魯迅的馬克思主義的轉向這一歷史事實。如果我們從這一歷史事實出發(fā)，就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1928年后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是蘊含在他“五四”時期的“平民文學”觀念和啟蒙觀念中的。進一步說，新文學在第二個十年的社會主義啟蒙的思想和訴求，事實上在“五四”時期就已經(jīng)生根發(fā)芽。

在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也就是從大革命失敗的1927年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的1937年，隨著社會主義啟蒙的深入和擴展，新文學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fā)展。新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主義啟蒙的深入和擴展。新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性質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左翼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的理論自覺；二是“左翼文學”通過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反映起到了社會主義啟蒙的作用。

“左翼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的理論自覺鮮明地體現(xiàn)在左翼作家及其組織“左聯(lián)”的文藝觀念中。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后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啟蒙使大批革命知識分子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在大革命失敗后，許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走上了文學道路。他們旗幟鮮明地提出革命文學要承擔起啟蒙工農(nóng)大眾的任務，形成了用文藝進行社會主義啟蒙的理論自覺。成仿吾說：“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nóng)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nóng)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驅逐資產(chǎn)階級的‘意德沃羅基’在大眾中的流毒與影響，獲得大眾，不斷地給他們以勇氣，維持他們的自信！”(45)魯迅在“左聯(lián)”成立大會上指出：左翼作家應當聯(lián)合起來，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其前提，就是“目的都在工農(nóng)大眾”(46)。1931年11月的“左聯(lián)”執(zhí)委會的決議《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明確規(guī)定，“文學的大眾化”是建設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并且“文學的大眾化”不僅包括文學的形式，而且包括文學的題材、內容以及批評。(47)由此看來，在“五四”時期生根發(fā)芽的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訴求，此時已經(jīng)在理論自覺方面得到了茁壯成長。

通過文藝的大眾化對廣大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啟蒙的理論自覺，促進了新文學的蓬勃發(fā)展。魯迅在這一時期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僅身體力行地以雜文作為匕首和投槍沖鋒在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的第一線，而且為“左聯(lián)”的領導工作和培養(yǎng)青年進步作家盡心竭力。在魯迅的培養(yǎng)下，蕭軍、蕭紅、沙汀、艾蕪、柔石、殷夫、胡也頻等青年作家迅速成長，展露出自己的思想鋒芒和藝術才華，創(chuàng)作出《八月的鄉(xiāng)村》《生死場》《南行記》等一系列影響廣泛的作品。如果說這些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看尚顯單薄的話，那么，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左翼作家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則真正顯示了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績。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駱駝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每一部都堪稱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這些作家所獲得的成就，與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指導和影響密切相關。有學者曾對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思想進行了這樣的概括：“諸如茅盾創(chuàng)作出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子夜》，正是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指導；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影響下，創(chuàng)作出了富于革命現(xiàn)實主義特征的《寒夜》《四世同堂》《日出》等名作?！?48)在這方面，王富仁指出：“不論左翼文學有多少不盡人意地方，但在30年代卻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大學派別，不但包括很多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而且也推出了許多至今不可忽視的青年作家，另有一些像巴金、曹禺這樣的著名作家，也因為不滿于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制而接近左翼，40年代它又團結了一批新的作家，如老舍、聞一多等人?！?49)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影響下，這些左翼作家才找到了正確的人生道路和創(chuàng)作方向，從而真正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深刻揭露人民大眾深受封建主義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的社會現(xiàn)實，使人民大眾獲得思想的覺醒和行動的勇氣，起到了社會主義啟蒙作用。

在新文學的第三個十年，也就是從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新文學起到了更重要的社會主義啟蒙作用，這種作用在“延安文學”中得到了突出表現(xiàn)。從社會主義啟蒙的角度看，“延安文學”是對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傳統(tǒng)的進一步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真正把“改造民族的靈魂”作為自覺的追求，并且賦予了“改造民族的靈魂”更具體的社會主義內容；二是真正實現(xiàn)了“文藝大眾化”。

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和左翼作家紛紛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涌向解放區(qū)，真正走進了農(nóng)村，貼近了農(nóng)民，投入到了中國革命斗爭生活中。尤其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以后，文藝工作者響應《講話》的號召，“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nóng)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50)。在這個基礎上，一些作家創(chuàng)作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等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中國農(nóng)民真正地，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書本上，成為新文藝的表現(xiàn)與接受對象、以至服務對象”(51)。這些作品真正用農(nóng)民群眾所熟悉的語言以及他們所熟悉的民族傳統(tǒng)文藝形式，講述了窮苦的人民大眾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共產(chǎn)黨員的影響和引導下，深受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勞苦大眾獲得了覺醒，他們認清了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獲得了抗爭的決心和勇氣，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對于窮苦大眾來說，正是通過這些文藝作品，他們才理解了革命斗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從而獲得了社會主義啟蒙，走上了革命道路?！把影参乃嚒钡陌l(fā)展及其歷史作用表明，啟蒙不是知識分子精英在象牙塔里自彈自唱的獨角戲，也不是知識分子在報紙雜志上的空洞吶喊，而是獲得了進步思想的作家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通過書寫人民大眾獲得啟蒙的故事，使更多的人民群眾獲得自我啟蒙，成為一代新人。

30年代的“左翼文學”和40年代的“延安文學”無論是在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在對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上，都取得了自由主義文學所無法望其項背的藝術成就。然而，從自由主義啟蒙的思想立場和價值標準出發(fā)的新時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對這種成就的關注明顯不夠，尤其是對其社會主義啟蒙性質和作用的研究尚未展開。相反，一些具有自由主義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徐志摩、梁實秋、張愛玲卻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不是說這些作家不值得研究，而是說這些作家并不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主流。如果從社會主義啟蒙的思想立場和價值標準出發(fā)，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就會呈現(xiàn)出另一種面貌，建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也會是另一種面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決定了文學仍然要繼續(xù)承擔起社會主義啟蒙的責任。要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就需要一代代社會主義建設者付出努力。如何使那些沒有經(jīng)歷過革命斗爭的普通群眾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自覺自愿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仍然需要文學的社會主義啟蒙。像《紅日》《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衛(wèi)延安》這些作品，目的就是通過講述主人公在共產(chǎn)黨的引導和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堅持與敵人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并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故事，呈現(xiàn)出中國革命勝利的必然規(guī)律，起到社會主義啟蒙的作用。楊沫在談到《青春之歌》的創(chuàng)作初衷時說：“我們的勝利是怎樣得來的？不是那些只有革命利益、沒有個人私利、充滿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共產(chǎn)黨員的無畏斗爭能夠得來么？不是那些犧牲了的先烈用他們的鮮血鋪平了中國革命的前進道路能夠得來么？……而我——活著的人，革命斗爭的見證人，是有責任把這些真實的情況記錄下來，以便告訴那些年輕的后來者，使他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來得不易?！?52)馮德英創(chuàng)作《苦菜花》的初衷是讓“人們重溫所走過的革命道路，學習先輩的革命精神，更加熱愛新生活，建設新社會”(53)。廣大讀者也正是從這些革命故事和英雄人物身上，認識到中國革命勝利的必然性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正當性與緊迫性，獲得了社會主義啟蒙，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秳?chuàng)業(yè)史》《山鄉(xiāng)巨變》《艷陽天》等作品所反映的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獲得社會主義啟蒙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周揚曾對這些現(xiàn)在被稱為“紅色經(jīng)典”的作品這樣評價：“革命的文學、戲劇、電影和其他各種藝術已經(jīng)深入人民群眾的心靈?！?54)從近年來“紅色經(jīng)典”的影視劇改編及其轟動效應來看，“紅色經(jīng)典”不僅在當時深入到人民群眾的心靈，而且已經(jīng)作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

令人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之下，絕大多數(shù)“紅色經(jīng)典”作品都被當作“毒草”，遭到批判和封殺，其社會主義啟蒙作用當然也就無從談起。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之后，盡管這些“紅色經(jīng)典”作品得到了解禁和重印，但是在洶涌而至的西方文學和文化思潮面前，這些“紅色經(jīng)典”的重印并不逢時，沒有產(chǎn)生強烈的社會反響。在這個政治文化背景中，“改革文學”異軍突起，它繼承了“紅色經(jīng)典”的英雄敘事傳統(tǒng)，塑造了勇于向官僚主義和保守勢力挑戰(zhàn)的喬廠長、李向南等改革者形象，表達了對于如何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改革文學”可以說是新時期的具有社會主義啟蒙性質的文學。在改革文學之后，中國“新啟蒙”思潮開始對過去的極左政治和集權專制進行反思，并用新的歷史觀重新解讀中國現(xiàn)代歷史。受這種思潮的影響，在文學領域出現(xiàn)了“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和“新歷史主義小說”，這些文學思潮只能說是與社會主義啟蒙漸行漸遠。也正是在此之后，文學失去了其轟動效應，遠離了人民大眾的審美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三大戰(zhàn)役”“大決戰(zhàn)”“長征”等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作品。這些影視劇作品的熱播、世紀之交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紅色經(jīng)典”小說的暢銷以及隨后“紅色經(jīng)典”改編影視劇的熱烈反響證明，“紅色經(jīng)典”在新時代仍然具有藝術生命力，新時代的人民群眾仍然需要“紅色經(jīng)典”。

總之，社會主義啟蒙為20世紀中國文學準備了理論和創(chuàng)作隊伍，規(guī)劃了發(fā)展方向，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素材和營養(yǎng)。正是有了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啟蒙，20世紀中國文學才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區(qū)別開來，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作出了自己的美學貢獻。

(三)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敘事與美感特征

20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夠對工農(nóng)大眾起到社會主義啟蒙作用，是由于它的啟蒙敘事。啟蒙敘事以及通過啟蒙敘事體現(xiàn)出來的美感特征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根本區(qū)別所在。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敘事首先體現(xiàn)在它的敘事結構中。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敘事結構與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敘事結構都不相同。中國古典文學的敘事結構是圓形的，敘事的終點和起點是重合的，從敘事的起點開始，人物紛紛登場并演繹悲歡離合的故事，當故事結束的時候，又回到敘事的起點，敘事的軌跡最終形成一個圓形。《紅樓夢》所講述的是無力補天的頑石在塵世的輪回，賈寶玉和林黛玉在塵世的愛情只不過是前世注定的因緣；《水滸傳》中的人物也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們所演繹的官逼民反的故事只不過是這些星宿在塵世的歷練。即使是《三國演義》這樣的歷史小說，故事開篇從東漢末年的大一統(tǒng)講起，歷經(jīng)三國割據(jù)斗爭，故事的結局是三國復歸于統(tǒng)一?？偟膩碚f，中國古典文學的敘事軌跡是圓形的，故事結局是大團圓的，它反映了中國古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念，其敘事目的不是為了反映人的生存現(xiàn)實，而是為了表現(xiàn)某種哲學觀念或歷史規(guī)律。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敘事目的同樣是為了表現(xiàn)某種現(xiàn)代哲學觀念，不過它拋棄了一切敘事結構，呈現(xiàn)為一種無結構的雜亂形式。像《追憶逝水年華》等“意識流”小說，卡夫卡的《變形記》等“表現(xiàn)主義”小說、“荒誕派”戲劇和“黑色幽默”等現(xiàn)代派作品，就是通過雜亂的形式或無形式來表達作者對不可理解的世界的理解。對于現(xiàn)代派作家來說，世界是無意義的、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雜亂形式是對這個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最好表達。

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xiàn)出與此不同的線性敘事結構。在這種敘事結構中，敘事的起點和終點是不重合的，屬于不同階級、不同立場的人物與人物之間存在著矛盾斗爭關系，由此推動著故事的發(fā)生、發(fā)展、高潮和結局。故事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波浪式前進的形態(tài)，故事的結局不是回到敘事的起點，而是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人公要么在斗爭中遭到失敗和毀滅，要么獲得了新的思想、得到了成長。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所講述的是主人公遭到失敗和毀滅的悲劇故事；《白毛女》《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chuàng)業(yè)史》等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作品，所講述的是主人公獲得新思想和能力的成長故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悲劇故事反映了敵對力量的強大和人民群眾尚未獲得啟蒙的社會現(xiàn)實，讓人民群眾認識到了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激起他們爭取自己的權利、改變自己的命運的斗爭勇氣，能夠起到啟蒙作用，并且這種啟蒙是指向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成長故事直接反映了人民群眾獲得啟蒙的過程和成長過程，指明了人民群眾的前進方向，起到了社會主義啟蒙的作用。無論是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悲劇故事還是在社會主義文學的成長故事中，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已經(jīng)呈現(xiàn)在主人公的面前，召喚著主人公的斗爭，這就是啟蒙敘事。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敘事還體現(xiàn)在故事人物及其關系中。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敘事中出現(xiàn)了新的人物和人物關系。這個新的人物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啟蒙者，正是在這個啟蒙者的新思想的啟蒙下，主人公才獲得了覺醒，得到了成長。不僅如此，這個啟蒙者還幫助主人公爭取了中間人物，使進步力量越來越強大，這樣，進步力量才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故事才呈現(xiàn)為波浪式前進的結局。啟蒙者的形象最初出現(xiàn)在魯迅的小說中，《祝?！分械摹拔摇?、《藥》中的革命者夏瑜就是最初的啟蒙者形象。雖然對于愚弱的國民來說，這些啟蒙者具有一定的新思想，但在那時他們自身的力量還非常弱小，他們還沒有真正找到未來的道路，所以無力給主人公祥林嫂等提供人生道路的指導，在強大的敵對力量面前和“幫兇”面前，主人公的命運只能是悲劇結局。在對中國社會道路的不斷探索中，魯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他雖然沒有提供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啟蒙者形象，但是為年輕一代作家指明了這個方向。這些作家正是沿著魯迅的方向，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創(chuàng)作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盧嘉川、江華、林紅、洪常青等啟蒙者成為具有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革命者，他們具有堅定的意志，具有強大的信念和精神力量，能夠給予主人公林道靜、吳瓊花思想上的引導和行動上的支持。正是在這些啟蒙者的啟蒙下，主人公在與敵對力量的斗爭中獲得了成長；也正是在這些啟蒙者的啟蒙下，越來越多的中間人物轉變成為進步人物，隨著革命力量越來越強大，革命斗爭迎來最終勝利。

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美學特征可以說是悲劇，表現(xiàn)的是主體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念和歷史規(guī)律面前的無可奈何的理解和順應；西方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美學特征是荒誕，表現(xiàn)的是主體在荒誕的世界面前找不到出路的不滿；20世紀中國文學的美學特征則是從悲劇走向崇高，呈現(xiàn)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崇高美。從悲劇到崇高正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從挫折和暫時的失敗走向最終勝利的歷史過程的真實反映。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敘事充分表明，社會主義啟蒙不是一種外在政治力量，而是蘊含在啟蒙敘事之中的。

總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具有社會主義啟蒙性質，社會主義啟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脈絡和主線。具有社會主義啟蒙性質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在“五四”時期開始萌芽，30年代得到發(fā)展壯大，在延安時代得到定型，在“十七年”時期走向成熟并收獲了累累碩果，在新時期的“改革文學”和影視劇作品中得到深化。社會主義啟蒙是歷史對20世紀中國文學提出的必然要求，20世紀中國文學是社會主義啟蒙的主要載體和重要途徑。正是在社會主義啟蒙的過程中，20世紀中國文學得到不斷發(fā)展，取得了重要的藝術成就，作出了獨特的美學貢獻，全面而深入地參與到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在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文學與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啟蒙已經(jīng)融為一體，彼此不可分割。對于20世紀的思想、文化、文學以及社會發(fā)展而言，社會主義是個關鍵性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面對。因為畢竟是社會主義改變了中國，畢竟所有對社會主義失誤的反思與批判，都是站在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實踐的基礎上的。沒有這個基礎，我們將失去根基，喪失立場。既然這樣，那么從社會主義啟蒙的視域展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不僅必要，而且能夠呈現(xiàn)出一個新的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