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唱詞”文學透視秦地民間文化藝術

    從九十年代的“文化熱”開始，“文化”一詞便被廣泛運用，更成為當代文學及評論界所關注的“關鍵詞”之一。隨后，關于文化思考的各類文學創(chuàng)作便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xiàn)。民間文化更成為當代作家普遍關注的維度。在層出不窮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秦地”作家獨具地域文化特色的規(guī)模性創(chuàng)作，在當代優(yōu)秀文學創(chuàng)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信天游、歌謠、秦腔等通過演、唱、說各類文詞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的“唱詞”文學形態(tài)，在當代“秦地”小說創(chuàng)作中頗具特色。

一、民間文化意識的建構

    新時期以來，陜西作家群獨具地域特色的創(chuàng)作不斷引人關注，其民間文化意識的建構，與歷史的傷痛和尋根文學思潮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80年代初，大部分有“年紀”的作家都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在這場洗禮中，作家的感受尤為深刻。文化文物的破壞、價值觀念的損害、理想信念的摧毀等等，都給作家精神上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當歷史“歸位”后，面對破碎的文化現(xiàn)狀，人的精神狀態(tài)便處于迷茫、凌亂的“失落”之中。而“當代文學”的現(xiàn)狀更為尷尬，有人就曾用“廢墟”來比喻形容。于是，如何使文學擺脫困境，“重建”文學，便成為許多作家所思考的中心問題。

    另一方面，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所出現(xiàn)的“文學爆炸”，又為當代作家“重建”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啟發(fā)?！鞍⑺箞D利亞斯1966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理由是‘由于其出色的文學成就，他的作品深深根植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氣質和傳統(tǒng)之中?！盵1]那么，擁有豐富、悠久歷史文化資源的中國，是否也能挖掘出具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學文化呢？因此，重新回到民族“傳統(tǒng)”，從中國文化中挖掘、尋找有價值的東西，便成為當代許多作家共同思考的文學導向問題。

    與此同時，在80年代這樣特定的歷史時期，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不但肩負著社會啟蒙的作用，還自覺擔負起更廣闊的文化使命。這在許多作家那里都有著明確的佐證，尤其在陜西作家中顯得尤為耀眼。賈平凹就在《高老莊》的后記中提及作家的文化使命。而編輯韓霽虹在為葉廣芩的長篇小說《青木川》做編輯手記時，也用“文化人的使命感”來解釋作品呈現(xiàn)鮮明地域文化特征的緣由。   

    可以說，普遍的文化意識下，作家的文化使命感，催促著他們不斷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秘、擁有廣泛而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開掘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把文化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土壤里。

二、民間文化藝術的載體

    陜西這片土地，從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秦朝至今，就因13朝古都的悠久歷史與文化積淀而聞名于世，故而，這片土地被稱為“秦地”。在歷朝歷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下，秦地的民間文化形態(tài)更是豐富多彩、風譎云詭。

     其一是信天游，可謂家喻戶曉。這是陜北高原上最普遍傳唱的一種民間藝術。主要以短句為主，堆砌成段，敘說風景、心事、日?，嵤碌鹊取ｉL度不受限制，只要唱者愿意，可以無限制的唱下去。而內(nèi)容更不受題材、邏輯、風俗、道德等因素的限制，完全按照唱者的意愿、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等由唱者自行決定?？梢哉f，比起古典詩詞的對仗工整與現(xiàn)代詩詞的深厚含蘊，信天游則是一種詞句相對自由、內(nèi)容溢于言表的詞體。

     在秦地文學中，信天游的書寫，多現(xiàn)于路遙、高建群這類陜北作家筆端。這與作家長久的生存環(huán)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更與作家耳濡目染的地域文化息息相關。比如，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就多次對信天游的唱詞進行了精彩的書寫。在愛慕著孫少平的潤葉第一次與其在城外散步時，不知從什么地方，就傳來了陌生女孩關于信天游的聲聲歌唱。這首信天游就是《凍冰歌》：

正月里凍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魚兒水上漂，

水呀上漂來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2］

    不難發(fā)現(xiàn)，這首信天游，不但在結構上相對自由，而且在內(nèi)容上，也赤裸裸地表達了少女對“情哥哥”的思念之情，這恰與潤葉見孫少安前后的情感相呼應。并且，有研究者已發(fā)現(xiàn)：《凍冰歌》在作品中出現(xiàn)過五次，可見，信天游在路遙創(chuàng)作中的份量。

    其二是秦腔，它是我國漢民族古老的戲劇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是現(xiàn)如今的陜西寶雞），成熟于秦代。經(jīng)歷了千年的歷史洗禮，如今仍流行于西北多省，并成為西北民間文化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梢哉f，在秦地這塊文化的孕育地，秦腔在民間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力。

    關于秦腔的文學描寫，表現(xiàn)最多的可謂賈平凹這樣的 “土著”作家。從“商州系列”到《小月前本》等的中短篇小說，再到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秦腔》的問世，賈平凹從未放棄對秦腔的“宣傳”。在經(jīng)濟日益發(fā)達、傳統(tǒng)價值觀日漸被顛覆的現(xiàn)代社會，他始終醉心于對“秦腔”民族文化的救贖與發(fā)揚的思考之中，并將秦腔戲文、樂譜頻繁列舉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以期生動展現(xiàn)秦腔的文化魅力。

    比如在長篇小說《秦腔》中，作者不下十次地羅列了不同秦腔旋律的曲譜，并數(shù)次通過人物在日常中演唱秦腔的文學描寫，直接書寫秦腔的戲文。在清風街群眾等待水庫放水等的怨氣連天之時，就有人唱起秦腔《拿王通》：

王出宮只見得滾龍抱柱，

金龍中團團氣罩定龍樓。

腰系著藍田帶上鑲北斗，

足蹬著皂朝靴下扣金釘。

殿角下擺的是雙獅戲舞，

有宮娥和彩女齊打采聲。［3］

    這段戲文，在音韻方面，對仗并不嚴格，但在結構上，卻是十分工整的。在努力保持句文整齊的基礎上，達到敘事的效果。在內(nèi)容方面，則精彩絕倫。通過描寫龍王出宮的浩大聲勢，表達清風街群眾對水庫放水的熱烈期盼。不難發(fā)現(xiàn)，比起信天游重點關注日常生活內(nèi)容的描寫，秦腔的表現(xiàn)內(nèi)容則更為豐富?？梢允巧裨拏髡f、歷史故事，也可以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這在賈平凹的《高興》《商州》《白夜》等作品中也多有佐證。

     其三是歌謠，它是一種更為隨意的口頭文學創(chuàng)作，是最貼近生活的民間文學形態(tài)之一。直接表達了人的思想感情與意志愿望。這在賈平凹、紅柯、葉廣芩、高建群等秦地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隨處可見。在賈平凹的《廢都》中，那個收破爛的上訪痞子老頭，總能出口成章的唱出各種歌謠。比如：

    一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做“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四類人來租賃，坐在家里拿利潤。五類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類人手術刀，腰里揣滿紅紙包。七類人當演員，扭扭屁股就賺錢。八類人搞宣傳，隔三差五解個饞。九類人為教員，山珍海味認不全。十類人主人翁，老老實實學雷鋒。［4］

    這段歌謠，類似《詩經(jīng)》回環(huán)往復的特征，一類又一類地將如今社會的人歸類。并在簡短、幽默的文字中，將每一類人的特征一針見血地準確歸納，讀起來朗朗上口，令人記憶猶新，而且，朗朗上口之余，還韻味十足。這樣的歌謠，在賈平凹的《高老莊》《商州初錄》《妊娠》等作品中也多有表現(xiàn)。

三、 民間文化精神的內(nèi)核

    著名編輯賴大仁說：“民間文化體現(xiàn)了人民大眾的世界感覺和審美感受，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 ［5］可見，民間文化是極具精神導向作用的?？梢哉f，秦地民間“唱詞”文學體現(xiàn)著特定地域文化的民族情感道德與文化心理。

    真摯的情感表達，是秦地“唱詞”文學共同指向的重要情感表達之一。信天游里表現(xiàn)最多的，就是關于主人公對愛情、愛人、婚姻的表達。從楊蛾子（《最后一個匈奴》）對傷兵大段篇幅的唱詞中，我們看到一個對“情哥哥”熱烈、真摯愛慕的女子；秦腔表現(xiàn)的情感則更為豐富與沉重，《白夜》中，多次出現(xiàn)《目連戲》，以目連救母的戲文，影射出人的自我救贖情緒；歌謠的情感表達方式與內(nèi)容則靈活許多。總而言之，秦地“唱詞”文學在情感表達方面，毫無疑問的表現(xiàn)出了全部的“真摯”。

    與此同時，在這種真摯情感的表達中，我們也能窺探出秦地這個特定地域中人的情感所呈現(xiàn)出的道德傾向。由于陜北處于高原地帶，地理位置相對偏遠、交通相對閉塞，加之長期落后的經(jīng)濟發(fā)展，沒能將現(xiàn)代文明的精神洗禮與婚姻道德觀念帶來，空虛寂寞便成了陜北高原普遍的精神狀態(tài)之一。因而，偷情、濫情、招夫養(yǎng)夫、搭伙過日子等現(xiàn)代文明中“非理性”“非道德”的戀愛婚姻道德觀普遍存在于這片慷慨的土地上。這在大量秦地文學里信天游的“酸曲”中多有表現(xiàn)。

     而在關中平原，歌謠內(nèi)容的指向便更適應于現(xiàn)代文明的存在狀態(tài)。在賈平凹的《廢都》中，靠拾破爛為生的上訪痞子口中“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大耳……七十八十振興華夏” ［6］的歌謠隨處可見。針砭時弊的諷刺了當代社會種種“非理性”的現(xiàn)象，影射出當代社會“非道德化”的世風觀。

    另一方面，在秦地民間“唱詞”文學表達秦人的真摯情感、展現(xiàn)秦人不同道德文化觀的背后，其更深層次里所孕育的秦人文化心理更是作家們普遍關注與思考的向度?？梢哉f，秦地民間“唱詞”文學，在更深層次上影射著秦人對“善”與“美”的美好人性追求的文化心理，同時，又揭示出人性中無法規(guī)避的“惡”與“丑”的文化心理。

    可以說，對“善”與“美”的美好人性的追求，是陜西作家創(chuàng)作共同追求的審美藝術之一。而這種美好的人性，通常都轉化為具有“善”與“美”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賈平凹筆下的珍子（《商州》）、白雪（《秦腔》）、小白菜（《小白菜》）等都是深愛秦腔藝術的女子，同時，她們又用自己的 “美麗”與“善良”保全藝術、成全他人。路遙筆下的巧珍（《人生》）、潤葉、孫少平、孫少安（《平凡的世界》）等，都有著“信天游”中傳唱的純凈、美好的人性，他們不斷用自我的犧牲成全他人的美好生活等等。

    同時，在這些集“善”與“美”美好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的對比、映襯之下，那些存在著“惡”與“丑”人性的文化心理也被嚴酷的剖析出來。在這點上，賈平凹是做了相當大的努力的。 清風街上的夏中星（《秦腔》），一心執(zhí)著于對秦腔事業(yè)的振興，并且，在他四處奔跑、宣傳之后，引來了“我”、白雪、夏天智等秦腔忠實的擁護者的支持，但在秦腔演義事業(yè)剛有起色之時，他卻升職調(diào)離了劇團。隨后，振興秦腔的事業(yè)也隨之灰飛煙滅。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對夏中星而言，振興秦腔事假，升官發(fā)財事真。相對于白雪放棄城里優(yōu)越的工作，堅守鄉(xiāng)村陣地，發(fā)揚秦腔事業(yè)的真誠，夏中星“仕途主義”文化心理中的“惡”與“丑”的人性被諷刺無疑。

四、結語

    在時代思潮的引領下，作家的文化使命、尋根意識被喚醒，將民間文化意識建筑在本民族特定的“區(qū)域文化”之上。陜西作家們則將本民族的“唱詞”文學融入個體創(chuàng)作之中，在“信天游”的高亢嘹亮之聲、“秦腔”耐人尋味的唱段與“歌謠”抒情性的表達中，將人性中的“善”與“美”、“丑”與 “惡”清晰闡釋。然而，陜西作家群的文學造詣、文學內(nèi)蘊遠不止于此。他們對于復雜人性更深層、更廣的挖掘，是十分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探討與研究。

參考文獻：

[1]洪子誠：《作家姿態(tài)與自我意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頁，

[2]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頁。

[3] 賈平凹：《秦腔》，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頁。

[4] [6]賈平凹：《廢都》，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第105頁。

[5] 賴大仁：《魂歸何處——賈平凹論》，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