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論唐文研究-古典文學研究論文

摘要：在宋代的唐文研究中，史書是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本文從“論唐文三變”、 棄駢取散的文筆觀、對韓愈的推崇三個方面論述了《新唐書》對唐文的評價，并從時代政治、思想文化及文風的角度出發(fā)，探析了《新唐書》文學觀存在的原因。《新唐書》從社會史的角度觀察文學史，映照出北宋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氣和批評標準的歷史變遷，這對研究唐宋兩代文學之間的沿革具有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新唐書  唐文  棄駢取散   韓愈

《新唐書》是專記有唐一代事跡的一部史書，內有大量材料集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唐文，從另外一個時代對唐文進行了全景式的認識和總結。更為特別的是它以史家的眼光來品評唐文，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觀察文學史，清楚地透視了作家與時代的關系，映照出北宋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氣和批評標準的歷史變遷，這對研究唐宋兩代文學之間的沿革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新唐書》論唐文“三變”
強調和重視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變化，歷來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傳統(tǒng)。《新唐書》的編纂者在汲取前人對唐文評論的基礎上，在《文藝傳序》中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唐文三變論”?！缎绿茣贰叭冋摗钡奶岢?，自有其理論淵源：
（一）南宋沈約的“文體三變說”
南朝沈約的“文體三變說”確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完全意義上的文學史論述模式。其《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沈約所說的“文體”，指的是文學作品的體貌風格，在這三變當中，他最為推崇的是建安詩人曹植和王粲情感表現鮮明有力而又比較質樸本色的動人風格。
（二）唐梁肅的“唐文三變論”
唐代宗大歷末年，梁肅在沈約“文體三變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提出了著名的“唐文三變論。 其《補闕李君前集序》云：“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辯，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1】梁肅對初中唐將近二百年的唐文演變進行宏觀鳥瞰，他從貫穿、體現儒“道”的歷程來觀察，提出“唐文三變”。被一些學者視為對唐文演變史進行總結性評論的先行者。但由于韓愈、柳宗元等中唐古文運動的中堅力量尚未在文壇暫露頭角，所以，韓愈等旗幟性人物未被提及?？梢哉f，梁肅的論斷只能說是“唐文三變論”的雛形。
（三）北宋姚鉉的“唐文三變論”
北宋初年，姚鉉亦提出“唐文三變論”。姚鉉的“三變論”直接脫胎于梁肅，他對唐文各時期的代表作家和文學創(chuàng)作風貌也以陳子昂、張說、蕭穎士等為代表人物，而韓愈、柳宗元等則是唐文改革的集大成者。姚鉉對唐文歷史演變的總結，著眼于由初唐駢體向中唐古文轉變的大致軌跡，標志著“唐文三變論”的基本成型。
（四）《新唐書》的“唐文三變論”
《新唐書•文藝傳序》開篇提出“唐文三變論”：“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夷始，沿江左余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2】宋初的姚鉉在論唐文時只是抓住了創(chuàng)作唐文有明顯發(fā)展變化的作家的特點進而來論述唐文。如果說姚鉉的“唐文三變論”處于基本成型的狀態(tài)的話，那么《新唐書》編撰者的“唐文三變論”則處于完全定型的狀態(tài)。在上段文字中，編撰者對唐文有明顯的分期意識，這種分期意識鮮明地體現出以唐文由駢入散的歷史演變?yōu)橐罁?。茲分析如下?br />第一變化期是高祖太宗之初唐時期。初唐之文，基本上承襲了六朝的浮靡文風，駢文大行其道，雖出現了一些改革的新聲，如王勃、楊炯等人的文章內容充實、褒貶時事、抒發(fā)志向，但編撰者對初唐散文仍擺脫不了六朝積習表示了遺憾和批評。
第二變化期是玄宗之盛唐時期。編撰者突出了玄宗對儒學的重視在文風轉變中的重大影響。張說、蘇頲的文章，格調雄渾、氣勢恢弘，開啟了唐文由駢趨散、清拔宏麗的一代新風，在唐代散文史上居于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對于“燕許大手筆”的這種由初唐文學向盛唐文學轉變中的過渡作用，編撰者也毫不吝嗇地予以贊譽。
然而，編撰者最為推崇的還是第三變化期即代宗、德宗大歷、貞元之中唐時期。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對“唐文三變”做了收束。中唐時期是古文運動的極盛時期，古文運動高潮的形成，正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一時人才輩出，既有韓愈做領袖，又有李翱、皇甫湜等做羽翼，他們互相切磋，造成聲勢，確立了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并名篇迭出，使古文達到了整個唐代散文發(fā)展的頂峰。
這種以由駢入散的唐文發(fā)展軌跡為線索，對唐文發(fā)展進行三階段的劃分，其用意在于褒美以韓愈為代表的中唐之文。但是編撰者在評述唐文的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陳子昂作為初唐詩文革新運動的旗手卻只字未提；韓愈和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領袖，但卻把柳宗元作為“羽翼”來處理。然而作為一部官修史書，《新唐書》具有正史的性質，當然《新唐書》對唐文的評價就具有了權威性，它的評價也代表了宋人對唐文認識的主流觀點。
二、《新唐書》棄駢取散的文筆觀
清代趙翼在對新、舊《唐書》進行比較后，得出結論：“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浩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3】《新唐書》大量刪減了《舊唐書》詔誥章疏四六行文，如《楊炯傳》不載所獻《公卿以下冕服議》等?！缎绿茣穼@些有史料價值文章的刪削，也受到后世不少學者的詬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蚴芬杂浭?，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4】但對于重要文章，《新唐書》或改四六為散文，或節(jié)存其要語。如《劉憲傳》把劉思立的疏諫改為散體。以上做法反映了史書作者對待駢文的態(tài)度。
三、對韓愈的推崇
錢鐘書先生曾說：“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薄缎绿茣泛芎玫挠∽C了這句話?！缎绿茣穼n愈較為推尊，這從和同作為史書的《舊唐書》的比較中更容易清晰的顯示出來。
（一）兩《唐書》文苑（藝）傳序之比較
可以說，《序》是作為兩《唐書》文苑（藝）傳的總綱而存在的?！杜f唐書•文苑傳序》將唐代文學放在一個大文學史觀下進行考察：其一對“是古非今”說提出批評，透露出《舊唐書》作者重視當代文學的發(fā)展觀；其二大力推崇沈約“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恰”的功績,肯定了南朝文學的發(fā)展；其三肯定了貞觀文學的價值。初唐文壇沿襲了南朝余風，但作者卻把“貞觀之風”譽為“同乎三代”；最后，贊美了高宗、天后朝文學，稱其“巍巍濟濟，輝爍古今”，并列舉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代表文體，稱他們是“天機秀絕、無假淬磨”。從《舊唐書•文苑傳序》傳達的這些信息中，透露出了作者重視文采和崇尚時文的傾向，而對愈所倡導的古文的態(tài)度是比較淡薄的。所以，《舊唐書•文苑傳序》不提韓愈，無視韓愈在唐文發(fā)展史上的成績，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這也和《舊唐書》對元白的推舉相呼應。
和《舊唐書•文苑傳序》不同的是，《新唐書•文藝傳序》直奔主題揭橥了“唐文三變”之說（見上文）。作者在復古精神的主導下，論唐代文學的演變，以文為關注的重點，將韓文奉為極致。
（二）兩《唐書》《韓愈傳》之比較
兩《唐書》都為韓愈單獨立傳，比較閱讀兩書的《韓愈傳》，其不同點表現如下：首先，《新唐書》詳敘韓愈家庭出身，意欲抬高其身世地位?！杜f唐書•韓愈傳》云：“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倍缎绿茣?#8226;韓愈傳》則曰：“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薄缎绿茣纷匪莸狡淦呤雷妫@樣，韓愈就是王侯之后。其父從“無名位”到“有美政”，這為韓愈日后的為官找到了淵源。
其次，《新唐書》詳述韓愈對緊急事件的處理，突出其“勇奪三軍之帥” 的大智大勇，彰顯其持正義而見風節(jié)的一面。如韓愈宣撫田弘正一事，《舊唐書》用六十字就完成了敘述，而《新唐書》則擴展為四百余字。這種擴展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韓愈出發(fā)之后穆宗和元稹反應的描述，突顯了此行的危險性。二是韓愈入王廷湊軍后與士兵辭情切至的對話敘寫，表現出韓愈以儒學行事，從容不迫、勇而沉穩(wěn)的一面。通過這種擴展，更能襯托出韓愈的人品和官品。
最后，兩書《韓愈傳》傳尾的評價。兩《唐書》傳尾部分都提到了韓愈“自成一家新語”的創(chuàng)新特色，但《舊唐書》認為韓愈并未踐行自己所倡導的儒家之道，反而是“恃才肆意”，并舉例說明了韓愈違背孔孟思想的文章：“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于取舍，頗為當代所非。”而《新唐書》絲毫沒有提及韓文《柳宗元羅池廟碑》、《諱辨》、《順宗實錄》如何為當代所非，大有為賢者諱之意。同時，對韓愈熱心古道，反對時文，改革文風進行肯定和贊揚，并把韓愈和孟子、揚雄相提并論以顯示對其的推崇。
（三）兩《唐書》征引韓文之比較
《舊唐書•韓愈傳》采摭韓文四篇:《進學解》、《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祭鱷魚文》。而《新唐書》采摭韓文16篇。錢大昕云：“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于《韓(愈)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四篇?！斗?zhèn)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仇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后序》?！独畈硞鳌份d愈答書。《甑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俄f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志也?！薄?】所載文章之多，以至于趙翼在《廿二史割記》評論說：“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可見其于韓、柳二公有癖嗜也?！薄缎绿茣凡赊捻n文，從文體上說，有文、表、碑文、傳文、書、議論；從采摭情況看，有全文入選的、有摘引的、有摘引并改寫的。這些文章，遍布《新唐書》文藝傳、列傳、孝友傳、蠻夷傳等，選取文章之豐富、分布范圍之廣泛確實可以看出《新唐書》作者對于韓文的熟悉和尊崇。同時這些文章在塑造韓愈形象方面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四、《新唐書》的文學觀存在原因探析
首先是時代政治因素的影響。宋初在政治上的過分集權統(tǒng)治及
在對外戰(zhàn)事上的消極防御，使社會矛盾變得日趨尖銳。為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以歐陽修為首的詩文革新運動適時而生，并以經世致用的文學思潮來改變五代文體的衰陋之習。而《新唐書》也成為歐陽修等編撰者表達主張的載體。
其次是時代思想文化的影響。唐末五代，儒家的價值觀念趨于崩潰，人文精神喪失殆盡，文人重藝不重道。《新唐書》作者從時代需要出發(fā)，提倡古文，志在古道。韓愈在宋代受到尊崇，正是因為在宋代史臣眼中，韓愈所推崇的正是純正的儒家之道。
最后時代文風的影響。晚唐五代的文壇是對六朝綺靡文風的回歸。由于時代的變遷，世風和士風作用于文風，使北宋文壇風氣發(fā)生了變革?！耙椎酪讜浴背蔀樗稳嗽谖娘L上的追求；在文體方面，古文日益受到重視，《舊唐書》作者推崇的元白文逐步下降，而韓愈的古文處于上升狀態(tài)。從宋初的柳開、穆修、石介到歐陽修、蘇軾，尤其是蘇軾“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的評語，更是把韓愈推到了文章道德的頂峰。史書以忠于歷史作為最高標準，史臣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打上時代的烙印。
在宋代的唐文研究中，史書是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它不僅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翔實的文學史料，而且以史家的眼光傳達出了本時代的文學理念，揭示出了唐文在北宋接受過程中的演進軌跡，這對加強唐文的多角度研究具有重要意義。